他的电脑中的图纸资料，加工几套转窑和造纸、纸箱、印刷、机械化玻璃瓶、平板玻璃、木工机械、服装生产设备出来，在连云港和江西萍乡、大同、旅顺、广州、台湾、北部湾钦州、海南的榆林、云南昆明、重庆、长沙、南京、汉口、太原、西安、成都、天津等地，分别建几个中小型水泥厂、砖瓦厂、水泥预制构件厂、造纸厂、纸箱厂、包装印刷厂、木材加工厂、服装厂，为他今后的产业布局提供建筑材料、包装材料，把中国农林业、酿造业、酒业的现有产品通过包装的改进、提高后打入国际市场。不管规模大小，先为中国造就一批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农业资本家，催生一个比较庞大的新兴的社会阶层――“民族资产阶级”出来，由他们和自己的公司通过合作、产品包销的方式集聚一批利益集团，为他今后悄悄地进入各个战略要点发展工业营造一批人脉资源。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的封建势力制造一个竞争对手，从经济利益上把这些新兴资本家和封建势力对立起来，从政治上使现有的官僚集团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发生交集，当然，至于他们交集的结果是什么，那就不是他王致鸣现在能够左右的，但是至少达到了他的一个目的，那就是削弱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封建势力的实力、以及促进他们自身向资产阶级的转化，使农业生产资源逐步地向工业、商业转移，增强工业化发展的资源基础，加快中国的初级工业化发展，壮大工人阶级队伍，大量培养初级技术工人，为今后他“杀”入国内发展工业准备大量的基础“产业工人”。

    他在规划布局时，故意避开了中原地区和北京周边地区，集中在沿海、西南、西北，和长江流域、东北内陆，他考虑暂时不在离满清朝廷太近的地方搞太大的动作，只是从经济上对中原、京畿形成一个面向蒙古东北方向和东三省方向的弧型大圈，他希望这些新兴势力和他的公司可以形成合力，从经济入手，逐步改变社会基层对代表富裕生活的工业化经济的接受和拥护，逐渐形成一股集聚在这些代表“新生产力”的势力周围的社会基础势力，逐步削弱满清官僚统治集团的势力和统治基础。实际上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把工业化带来的物资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善的效力尽可能的发挥出来，首先改造的是社会基层势力，其次是部分封建势力和官僚集团成员，从而达到动摇、瓦解满清统治基础的目的。

    实际上，只要各地都有一些在他的指导、扶持下成长、发展起来的新型资本势力，加上他“无往不利”的投资引导，这些新型资本家想不赚钱都不行，他们就像是液体结晶时，里面的晶核一样，必然会因为他们的“发财”，而吸引一批与他们资源、实力相似的势力参与到这种以工业化、商业化发展为主线的投资环境中来，这种规模效应是相当巨大的，想想最初听说谁在深圳股市一夜暴富，全国人民集体炒股的火热、狂热。

    一个再小的工业企业也需要几个、十几个雇工吧，按照当时中国社会的结构，一个雇工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他的背后至少有一个家庭在支持他、支撑他，而当时中国的社会家庭结构普遍是四五口人以上的家庭组合，一个工业企业哪怕是至雇佣十个雇员，它也直接牵扯到四五十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这是一种类似几何级数的影响力，一个家庭内首先有父母一辈吧，父母的父母、兄弟姊妹也是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因此，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被工业企业雇佣，那这个企业的兴衰就会至少直接牵扯到三个或四个家庭成员，间接牵扯到六个或八个非直系家庭成员，乖乖，这样关系是理不清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国基层社会的“宗族势力”，和以“宗族势力”为基础的封建势力，呵呵，牵扯面是在是太广，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新兴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在利益一致时，拥有一支庞大的“同盟军”，而这个“利益一致”的关键就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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