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里的风筝那样，飘飘然起来，她很得意地拿过奖状说：“亚军。她是获奖者里年龄最小的。那个评委说了，才学了三年琴就能拉成这样，的确罕见。”
那一天范父兴致很高，坐在客厅里听着荷汀拉了一首又一首名曲。荷汀为了讨好父亲，就一直拉一直拉，拉到父亲拥着母亲，走进那间已经两年未曾留宿的卧室为止。
于是，顺理成章的，在母亲的高压之下，拉琴从兴趣变成了一项任务。有些东西就是这么奇怪，没人逼你的时候，你会做的很轻松，可是一旦有人把它当成任务来逼你了，你就会极力的想逃。对于荷汀来说，拉琴就是这样的情况。
从母亲要求荷汀把拉琴当成一项任务来抓时起，荷汀就对拉琴产生了逆反心理，昔日可有可无的一项技能，现在变成了一件讨好父亲的工具。范母不断地在荷汀耳边叮咛：“把琴拉好，多拿几个奖，这样你爸爸就会来看你了。”其实，在荷汀心中，父亲是可有可无的一样东西，从她懂事时开始，父亲就以一个过客的身份出现，在她的心中，他并不比家里的保姆来得更重要。可是范母并不这样想，在中国，或者说在她以后的人生中，范父已经成为她的唯一，如果这个唯一她都不抓牢的话，那么她将一无所有。荷汀不懂母亲千拐百转的小心思，所以她对母亲逼迫自己练琴的事情很有怨言。人们对于不情不愿的事情总是懒于应付的，荷汀也一样，所以她就时常趁着母亲不注意而偷懒，结果往往是一场咒骂。到后来范母发现咒骂都变得无效时，毒打就变成家常便饭。
荷汀每天的生活就是白天上课，晚上放学回家后练琴，除去吃饭洗澡的时间，每天她要练上将近四个小时，到了节假日，那就更厉害，除了三餐和睡觉，其余时间统统拿来练琴。很多时候，她呆在客厅里拉琴，母亲就坐在旁边看外语电影，影碟机里传来了电影扣人心弦的声音，荷汀内心蠢蠢欲动，可是碍于母亲的毒打，她也只能在这天大的诱惑之下继续拉着枯燥的大提琴。到了寒暑假，是最悲惨的日子，因为从她睁开眼的那一刻起，她就要开始一天的功课，从早上拉到晚上，足足十几个小时。若干年后她的师傅梁女士埋怨她疏于练琴，她就会在低声地反驳说：“你是不知道我小时候练琴的惨状。”就连上厕所都要掐着时间算。
有一次，荷汀趁着范母外出的空闲，偷偷地拿出那盘她垂涎已久的录像带来看，结果还没看到一半，范母就回来了，她一进门就看到本应拉琴的女儿此刻正坐在沙发上，一手抱着大提琴，一手捶着桌子，为电影的幽默片段而哈哈大笑。范母当场勃然大怒，抄起放在一旁的鸡毛掸子，冲了上去就是一顿毒打，细长的竹鞭敲打到孩子的身上，是一道紫红的烙印，荷汀一边躲一边哭喊着：“妈妈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范母并没有因为女儿的求饶而放过她，一个礼拜前荷汀参加了一个大提琴比赛，结果却马失前蹄，名落孙山，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范母因此视为耻辱。而如今，女儿不但没有发愤图强，反倒偷懒看起了电影来了，这叫一向心心念念地想着要望女成凤的范母如何接受得了。
痛打过后就是罚跪，跪在院子里的水泥地板上。那时正是寒冬腊月，天上的铅云厚厚的，一层一层地往下压着，仿佛随时都要塌下来那样，荷汀跪在院子的正中间，不吭不响地低着头。不一会，天上开始下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一朵一朵地直往荷汀身上砸，有些还顺着脖子和衣服领子处的空隙往里钻，碰到了小孩子的体温后就化成了冰冷的雪水。荷汀衣衫单薄，冷得瑟瑟发抖，她哭着喊着说不敢了，可是在客厅里大口喝酒的母亲充耳不闻，直到那时的保姆郑阿姨再也看不下去了，拿出一件羽绒往她身上盖，她才稍微地寻回了一丝丝温暖。
那一次惩罚让荷汀高烧39度，还得了肺炎，住院一周，晚上范母抱着她往医院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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