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有后门，也算她本事。”刘月说。
“没准方明也是走后门进来的。”周晓敏说。
“方明是自己找的，他以前跟我们提过，他糊里糊涂投了简历，然后试讲，就进来。”我说。
“人家在G大是法律系的学生会主席，一看就是特别会拍马匹的那种。”
“不过人家挺本事的，已经是律师了。”
“他上课就跟我们夸这个，说他办了什么什么案子，那个得意的样子！”
“他在北京有个女朋友，也够他得意的。”
“人家在北京那么本事，没准哪天甩了他。”
“方明上你们的外国法律思想史？”
“他上我们外国法制史，我们的思想史是乔玉荣上。”
“乔玉荣上我们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得可好了，偏偏外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想史都是方明上，你们班哪天有外国法律思想史，我到你们班去听课。”
她们的外国法律思想史在周三上午的第三、四节，很不幸，我们也有课，上的是《自然科学概论》，不知道学来有什么用，反正我只记住了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你们买菜要买虫咬过的菜，要是虫子都不咬，那证明有农药，吃了不健康。”我想，听这些乱七八糟的课，不如跟随着乔玉荣老师，穿越时光，接受一点思想大师们的熏陶。
大一的时候，乔玉荣老师给我们上《中国法律思想史》，他曾经比较东西方观念的异同，他说西方有个亚伯拉罕“杀子献祭”的故事，为了宗教信仰，可以违背道德，触犯法律。当法律上升为信念，因为西方人怀着信仰至上的精神，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律必然高于道德；然而，这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孟子》虚构了“窃负而逃”的情节，站起伦理和道德的立场上，一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在父亲犯了罪之后，弃天下不顾，将法律抛诸脑后，带着父亲逃跑到“世外桃源”去。这种道德高于法律的信念，一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立法思想和执法观念。
我很喜欢乔玉荣老师上我们课，以为他会教我们《外国法律思想史》，谁知道竟然是“茅山道士”，只会照着书本念。大师的思想被他念得比新闻联播还枯燥。中国字我也会，还不如我回去自己看书呢。现在有机会听乔老师上课，我岂能放过大好机会？
我跟刘月去她们教室，和寝室的姐妹们坐在第二排，她们班人多，多我一个并不显眼。我意外地看见跟我同班的于德立和黄河，他们居然跟我一样，逃课来听乔老师上课。
放学后，我跟他们打招呼。“你们也来听乔玉荣的课？”
“《自然科学概论》是考查科目，上不上无所谓。”于德立说。
“也是，学期结束交一篇文章就行了。”我说。
“那么多有关法律的课程不开，开什么《自然科学概论》，神经病！”黄河抱怨说。
“你要原谅我们系上，要给我们安排足够的课时，又没有老师给我们上课，只好拿政治专业的课程顶上。”我笑着说。
“乔玉荣比方明上得好多了。”于德立说。
“你要原谅方明，人家也是混口饭，只要有饭吃，人家就有本事把一把书念完。虽然不耗费脑力，但是口水也值点钱吧？”我说。
“你怎么也想起来上乔玉荣的课？”于德立问。
“跟我们寝室的师妹们来的。”
“你没有跟班上的同学住一起？”黄河问。
“没有，我从大一就跟其他班的住在一起。”
“怪不得你像火星人一样。”于德立说。
“火星人？”
“经常看不见你的影子，活动也从来不参加。”于德立说。
我笑了，我要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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