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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教授去你们班了吗？”我问寝室的姐妹们。“他到我们班干什么？他又不上我们的课！”周晓敏说。
“他说要改革，问一下你们对老师有没有意见。他在我们班已经问过了，没去你们班？”
“改革那么容易？他一个人说话有什么用？”
“改革，那何艳霞方明上哪吃饭？”
“他说要请一些好老师。”
“有好老师也轮不上我们。”
她们都不以为然，其实我也不信，我也在观望。
但是我有时候会苦闷，苦闷的时候我就看着牛教授的电话号码。我不想给他打电话，我没什么重要的事，莫名其妙打给他，他一定会烦。
我忍住，忍到我们约好的那天。那是国庆后的一天，我悄悄坐在花坛边打电话，这样的话，即使我被爽约，也有个僻静处收拾心情。
下午六点半，我走进牛教授乱七八糟的家，他让我随便坐。我找了沙发的一角坐下，他坐在椅子上，面对着我，拿出一瓶啤酒，说：“我家没有杯子，咱们就对着瓶子喝吧。”
他咬开瓶盖，递给我。我接了过来，喝了一口。
“你为什么想找我？”
这个问题，我也问了自己无数次。
“因为您是性情中人。”
他笑了一下。我接着说：“我以为性情中人，可以超越年龄，超越性别，可以超越名利地位。但是……”
他挠了挠头顶的乱发，说：“我为什么要和你交流？因为我看了那本你送的书，我很感动，我觉得应该跟你好好谈一谈。但我没想好怎么样交流。”
哦，敢情我被爽约是他故意的。
他微微一笑，没有否认。“我觉得应该对你负责，对我自己负责。”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这人很艰难，所以企图和我命运接近的人，都要有承受艰难的心理准备。你想好了这个问题，再来找我。”
怎么说呢，我只想与他交个朋友，我对朋友的界定很苛刻，但我觉得朋友要紧的是精神的交往和心灵的默契。我听不懂他言辞间的含义。
他说，他讨厌女权主义者，讨厌人张口闭口“平等”，为男性朋友他可以两肋插刀，而女性朋友对他而言，只能是“美丽的女奴”。
我瞠目结舌。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我主张“平等”。我从不主动向徐文清伸手要钱，我并不指着他吃饭，不需要对他卑躬屈膝。我反对“奴性”，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个“大女人”，牛教授却是绝对的“大男子主义”。这点我们相去甚远，甚至不可调和。
但是，奴性是什么？
他说不是对名利、地位、金钱的奴性，而是对英雄的臣服。不是强权所致，而是出于自愿。因为没人能强迫或者说服别人做奴隶。
我发现我也是个相当自我的人，不轻易被别人说服。我不敢信誓旦旦说我决心承担他的艰难，也不随便低下我的头颅。我根本不能领会他说的话，不想就这样下结论。但我也不甘心被我不了解的东西吓住。光凭他的几句话，我不能理解他的言行。我希望进一步了解，自己做一个判断。
他说女人不该有那么多判断。
我发现有样东西堵着路，我没办法跟他进一步交流。但我不甘心，我觉得他的门应该开着，允许我观望。我希望他的门永远开着，我也许一辈子再也不找他，也许毕业两三年后，也许十年以后，我经历了一些东西之后，我再来找他。我不想过早下结论，不想现在就把话说死。我希望他的门为我打开，但我不想他为我打开门，只因我是他的学生。
我提到何斌，不明白那个人怎么配做他的学生。我不屑与彼人为伍，所以不愿意做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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