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剥夺对方生命最妙）。要打倒同僚，既要认清自己，又要认清皇帝。

    老严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心知肚明：讨好皇帝，是革命成功的唯一出路。犹如我们今天，讨好上司，是向上爬的唯一出路。事实上的严公仆，真正做到了这点。这当然是智慧的较量。也是人性与兽性的搏斗。更是权力与**极度膨胀之果。作为自然人，都是有**的，作为社会人，更是如此。

    一旦掌握了权力，人的基本心态就发生本质的变化：有时几乎不是人，或者简直不是人。特别是拥有一般权力之后，总是挖空心思，不计任何代价地想拥有更大权力。拥有更大权力的人，在**与利益的驱使下，当然更想拥有更更大的，拥有更更大的，还想拥有超级大的。

    而拥有超级大的，不遗余力想拥有绝对大的。这就是权力的贪婪，也是人性的贪婪。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人的**必然空前膨胀。特别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人，那种为所欲为，那种惟我独尊：这也是中国的历史。权力绝对化，导致集权者，自然心理与社会心理的极度畸形。甚至我们今天。

    如前所述，老严在那个时代，难免不进入这种政治角色的追逐。在这种追逐当中，嘉靖皇帝是绝对让人恐怖的一个人，也就是说，绝对权力遭遇绝对暴力之后，就看谁的定力怎样了。

    嘉靖皇帝在那个时代，努力继承了祖先的强权意志：用暴力说话。拥有绝对权力下的绝对暴力。一个国家在此前提下，没有谁不胆战心惊。因为暴力不知什么时候，就降临到头上。特别是大明政府，经历了刘瑾、魏忠贤等先进公仆的太监们，宛如虐待狂一般的美丽折腾之后，皇帝对权力的集中，控制，就更加强烈，统治的手段，也更加极端。

    到了嘉靖帝之时，对权力的绝对拥有，是皇帝们的基本梦想。作为一般大臣，在皇帝绝对权力的感召之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基本地位，也不得不看重权力，这样，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权力网络，谁不遵守网络游戏，谁就率先淘汰。

    我们知道，嘉靖皇帝（明世宗）是个随心所欲的人，性情变化无常，几乎没有人能够揣摩其心思。在这样一个皇帝手下供职，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笫三分册“明世宗”条下有这样的评说：“（世宗）刚愎自用，用法愈为深刻。”

    世宗猜忌、多疑、嗜杀，冷漠。对自已的妻儿、侍婢、臣僚，一概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即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陈先生又说：“盖以多疑之人，行隔绝之政；以高高在上之智为愚，以察察为明之视为暗，则臣道不得不流入脂韦，不得不熟谙世故，不得不但恐抉剔，不得不俯首鞠躬。世宗之信严嵩，此即可推知矣。”

    由此可知，大臣们在次前提下，要想把握住自己的人文良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再看一则资料：据《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曾说：“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

    此言的意思是，当首辅的（严嵩入阁二十年，任首辅达十五年之久）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后果责任，要甘于背黑锅，勇当替罪羊。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其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可知，皇帝刚愎如此，臣下之难可想而知。

    在此前提下，如果没有超常的智慧，要想在皇帝身边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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