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老严，经历复杂，综合素养也不错，最起码的，是一个标准的文人，或者知识分子。虽然，文人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不是文人，但二者有同一性。

    在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政府培养官员。漫长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文官制度史。在此前提下，官员之间的相互倾轧，就成为一种必然。为了战胜对手，就必须要有非常手段——想方设法取得皇帝的信任，但作为一国之君，起码的智商是健全的，真正闭目视听的皇帝是少之又少的，所以，作为大臣，伴虎的难度可想而知。

    从严公仆的成长经历中，我们可窥探到严公仆的自我与社会心理。老严揣摩皇帝心理，至少是成功的，这点，我们可以用如下事例为证：《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世宗宠信严嵩，有如此记载：“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

    这段文字，我们可知，严公仆当时对皇帝的基本态度。正是如此，老严才使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对此，世宗心中有数。以至后来，世宗对严嵩多有褒奖。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等。

    哪怕是令老严致仕时，世宗还在谕旨里说“嵩小心忠慎，”甚至致仕后的待遇，也比其他首辅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此事说明，薄情寡恩的世宗，对严公仆的确不错。

    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明白，严公仆之所以如此，与他一心一意忠于皇帝有关，一心一意跟定主子，是做大臣的基本功。这在我们今天，仍然实用。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被说成是奸臣，实在有些勉强。

    当然，我们不否认，严公仆这样做，肯定有他的基本动机，但看完老严的传记，都没有发现，老严有背叛皇帝的任何动机，或者任何言行。这样的人在我们今天，肯定是全民学习的榜样：一心一意跟党走，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政府，最起码也得评为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但老严对名誉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在老严看来，只有皇帝，才是生命中的唯一，只有对皇帝忠心，才是生命中唯一的价值。抱着这样的理念，老严在政治**不堪的时代，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实在是明智非常的。

    这其中，我们不否认，当然有对权力的渴望。但纵观老严的传记，都没有发现，严公仆有什么过分之举，甚至为其亲家在皇帝老倌面前求一个基本官职，还被皇帝老倌痛斥。由此可见，老严的弄权是不成立的。更不用说残害忠良。

    国人的价值观念，由于根深蒂固受到“价值二元论”的影响。面对复杂的现实和历史，常常采取非善即恶、非正即邪、非白即黑，冰炭不同炉，水火不同器的价值取向，因而往往扭曲事实。不自觉地颠倒是非曲直。由于这种价值观，我们在看待基本事物时，也总是采取非此即彼，或者非彼即此的态度。

    严公仆在那个位置上，弹劾他的大臣很多。有御史王宗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巡按御史赵锦、锦衣卫经历沈炼、给事中厉汝进、南京给事中王烨、御史陈绍、给事中童汉臣、伊敏生、喻时、刑部郎中徐诗学、巡按四川御史谢瑜、巡按山东御史叶经。等等。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而这些大臣，说实在的，也是为了相互争宠而已。

    据史料记载，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传记中并未记载沈炼有何才识。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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