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观政累官江西按察使。”
说起来，朱元璋不过是因为宫里缺少音乐，所以想请几个女乐师进去教授一下，这实在算不上什么过失，对任何朝代的皇帝来说都是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的举动。但当时的一个御史却硬是能够毫无畏惧加以阻挠，其强项情状，可见一斑。最后硬是逼的朱元璋收回决定，最后还亲自出宫向臣下道歉，这在其他任何朝代的强势皇帝那里都是不可想象的。即便被人称颂为最善于纳谏的李世民，也不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可见朱元璋定下的规章制度，决非仅仅是用来约束他人，事实上他自己也受这些制度的约束限制。
所以孟森先生赞叹说“此是何等气象。”“明之奉天殿，即今太和殿，奉天门即太和门，……当时肯任官者，其抱负已不凡，帝竟纳之，已奇，纳之而听御史请，亲自出门边面谢其过，此岂百世帝王所有？岂但帝王，抑岂稍有权势者所肯为？清代自高宗以来，御朝不登正殿，有终身未至太和殿者。一御史叫呼于门前，传命叫刑部或诛戮之，……以太祖所为视之，真不在意计中也”
正因为这种风气，当时就算官阶再低微甚至布衣草民都可以向朱元璋直言上书，而对于其中有真知灼见的人，朱元璋也不吝啬于破格提拔，象教谕，典史这些微末官吏，都可以因为直言，而被拔升高位。明史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
“门克新，巩昌人。泰州教谕也。二十六年，秩满来朝。召问经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无隐。授赞善。时绍兴王俊华以善文辞，亦授是职。上谕吏部曰：‘左克新，右俊华，重直言也”
“冯坚，不知何许人，为南丰典史，洪武二十四年上书言九事。……。书奏，帝嘉之，称其知时务，达事变。又谓侍臣曰：‘坚言惟调易边将则未然。边将数易，则兵力勇怯。敌情出没，出川形胜，无以备知。倘得赵充国、班超者，又何取数易为哉！‘乃命吏部擢坚左佥都御史，在院颇持大体。其明年，卒于任。”
而一般官员也都敢于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如钱唐便是一个例子：“
钱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一书的作者左东岭说“朱元璋对由元入明的士人非常严厉，而对年轻气盛的新一代士人，却颇能容忍乃至优待”
考察事实，就知道这话是相当有道理。
比如解缙是洪武二十一年的进士，朱元璋对他非常敬重，曾经对他说
：‘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
解缙写了封万言书，洋洋洒洒，自称“率意狂愚，无所避忌”，把朱元璋的政策从头到尾，批评的体无完肤。
甚至连朱元璋看什么书，他都要干涉，横加指责，肆意批评
“
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
这样的指责可以说是相当无理的。如果换了清朝的皇帝比如康熙乾隆之类，遇到这样的上书，最轻的处罚是斩首，重一点是批示一个“大肆狂吠”，然后凌迟，满门抄斩。
结果朱元璋看了之后，虽然觉得其中的观点都比较迂腐，对他个人的指责攻击也没有多少道理可言，但还是称赞解缙的才能（“帝称其才”）。他觉得性情狂傲自恣的解缙是一个人才，但还需要学习磨练一下，后来解缙的父亲到京城，朱元璋就对他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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