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大用未晚也。‘
显然朱元璋的意思还是把解缙这样的人才留给他的孙子。
朱元璋说解缙和他的关系“恩犹父子”，这也并非虚言，两人之间的感情确实是非常深厚的。朱元璋死后，解缙马上就到了京师，当“有司劾缙违诏旨”的时候，解缙说“宾天之讣忽闻，痛切欲绝。母丧在殡，未遑安厝。家有九十之亲，倚门望思，皆不暇恋。冀一拜山陵，陨泪九土。”
应该说这里包含的感情还是相当真挚的，决非虚情假意。
同样，对另一个大才子大学者方孝孺，朱元璋也相当尊重，左东岭说朱元璋“曾经多次原谅方孝孺”，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明史中的记载是
“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后为仇家所连，逮至京。太祖见其名，释之。二十五年，又以荐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时。‘”
“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
朱元璋所谓：‘今非用孝孺时‘，应该也是把他留给自己孙子使用，所以建文一即位，就马上召用他。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练子宁，他是洪武十八年中进士，在殿试对策的时候，居然在当廷对朱元璋猛烈抨击斥责说“天之生才有限，陛下忽以区区小故，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本以为朱元璋听了之后会大发雷霆，结果出人意料，朱元璋很高兴，把他擢升为一甲二名（明史中的记载：“太祖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
正因为朱元璋奠定下的这个基础，到了建文帝的时候，朝中文官大多都是刚烈正直之辈，靖难之役，有这么多的文臣，自愿殉难，坚决不肯在暴力下低头屈服，决非偶然，应当朱元璋时代就孕育养成的风气
建文帝刚登基的时候，有一天因为生病，上朝迟到了一会儿，“帝有疾，视朝晏”
尹昌隆就上疏批评建文帝说：‘高皇帝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故能庶绩咸熙，天下×安。陛下嗣守大业，宜追绳祖武，兢兢业业，忧勤万几。今乃即于晏安，日上数刻，犹未临朝。群臣宿卫，疲于伺候，旷职废业，上下懈弛。播之天下，传之四裔，非社稷福也。‘
建文左右人想把皇帝生病的事情告诉尹昌隆，结果建文帝制止说“直谏难得，何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知朕过”
孟森把这件事情和清朝统治下类似的事情做了一个对比，“清嘉庆初，编修洪亮吉上书请代奏，亦视朝稍晏等语，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遂亦称盛德，视此又何如也！”
同样的事情，在明朝是皇帝主动认错，并宣示天下，而到清朝，就是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还被称为皇帝盛德，这或许就是这两个朝代之间的区别了。
到了明成祖以后，明朝的皇帝普遍自身的文化修养比较高，和士大夫之间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所以文官的地位作用更进一步上升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中转引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的相关记载还是颇能说明问题：“仁宗在东宫久，学问最为渊博，酷好宋欧阳修之文，夤夜翻阅，每至达旦。杨士奇，欧之乡人，熟于欧文，帝以此深契之”
明宣宗则更为杰出，聪明而且才华横溢，才学不下于那些考上来的进士“帝天纵神敏，逊志经史，长篇短歌，援笔立就，每试进士，辄自撰程文：‘我不当会元及第耶！’万机之暇，游戏翰墨，点染写生，遂与宣和争胜；而运机雍熙，治隆文景，君臣同游，庚歌继作，则尤千古帝王所希遘也”
正因为皇帝和文人大臣之间如此契合，所以彼此关系也就更为亲密坦诚。
引用左东岭的记述评论“
仁宗曾与杨士奇进行过一次诚恳的谈话：‘（上）谓杨士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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