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实在是窝囊，也就难怪嘉靖皇帝“常忽忽有所恨”
强行下旨行不通，就只好来软的，于是就发生了下面一幕“
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
就是皇帝派了太监，一来就向毛澄长跪磕头，苦苦哀求，说‘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真是可怜无比，稍有恻隐之心的人见了这样的情形恐怕也是要不忍心的。更何况嘉靖还拿出了金子来行贿呢（用金子行贿大臣，以求得大臣支持自己意见的事情，在景帝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了，这次算是重演了），结果毛澄这些人也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还是铁石心肠，不同意皇帝的要求。
但皇帝已经这么可怜巴巴了，就干脆辞职了事。不知道什么原因，嘉靖皇帝对毛澄的感情似乎不错，按明史的记载“帝雅敬惮澄，虽数忤旨，而恩礼不衰。既得疾，遣医诊视，药物之赐时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赠少傅，谥文简”，可见毛澄此人的确有过人处，否则不会有如此人格魅力，能在拒绝皇帝的要求情况下，还能让皇帝对他如此厚待。
在大礼议的事情上，明朝的文官集团也确实把嘉靖皇帝逼的太过，嘉靖软硬皆施，陪尽笑脸，说尽好话，可以说做到了一个皇帝所能做到的低三下四程度的极致，却还是碰的头破血流。
左东岭一段话说的颇生动“
以君主的身份，以金贿赂大臣，用近乎哀求的语气恳求大臣同意自己的要求”，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只有明朝才能出现的奇观了！
“当嘉靖皇帝发现文官集团的态度如此强硬，他的商议求情，竟然丝毫无济于事，也就不能采取同样的强硬态度，但无论是他涕泗不止，要‘避位奉母归’，还是声色俱厉的大叫‘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都无济于事。
痛哭流涕的哀求不行，甚至以避位辞职威胁还是不行，声色俱厉的大叫‘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还是不行。最后还是动用权术，利用文官集团的内部矛盾，调用张璁，桂鄂，以及一些王学子弟，才打破文官集团的铁壁，最终个个击破。其实当初如果文官集团能情理上通达一些，友好一些，做出点让步，也不至于和嘉靖彻底决裂，彼此都有制衡约束，当是最理想的选择。
嘉靖虽然把文官的气焰压下去了一个时期。但等他一死，明朝文官集团的势力马上就以更汹涌的姿态卷土重来，大有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架势，在万历时期，更是逼的万历连立太子的权力都被剥夺。
接下来就分析解答一下胡适对明朝士大夫的敢言风气的疑惑。对于这个问题，孟森在《明史讲义》中也作过一点分析。他说明朝“风气养成，……气节高于清世远甚。盖帝之好善实有真意，士之贤者，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一为意气所激而掇祸，非所顾虑；较之智取术驭，务抑天下士人之气，使尽成软熟之风者，养士之道有殊矣”
这个分析当然不错，但仅仅是一部分的原因。我以为还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明朝的士大夫大多有相当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或者说主人翁意识，这是造成他们有张扬的个性，以及敢于和皇帝对抗的重要原因。而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又来源于明朝是中国历史唯一一个比较彻底和完全的推行科举选拔制度的一个朝代，科举制度相对来说是最平等的选拔官员的手段。
从理论上讲，通过科举，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原来的出身如何，都完全可能进入明朝权力机构的最中枢的位置，参与到管理国家事务的行列中来。这就造成了对士大夫来说，国家大事和他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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