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可以让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和皇帝或和其他势力做最勇猛的争斗。
而其他朝代虽然也实行科举制度，但都实行的不彻底，所以往往权力的核心和普通士大夫还是没有多大关系，掌握在权贵门阀手中，唐代不用说了，宋代，“科举入仕的人不到全部入仕数的四分之一。恩荫制度才是北宋最主要的入仕途径”。
至于清代，最根本的权力始终掌控在满州奴隶主和贵族手中，汉人始终是处于奴才和附庸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形，除了依靠瞒和骗的手段阿谀奉承的能耐苟活下去以外，是不可能有什么责任感的，反正真正对国家管理握有实权的都是那批满族权贵，官员所以只能象奴才一样软绵绵，不会表现出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尊严。
第二个原因，我认为这和明朝政治的公开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大臣给皇帝的奏折上疏也好，皇帝的批示也好，都是公开的，政治公开化的结果就是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和舆论压力。有了舆论的支持，文官们也就敢于不计厉害得失，和皇帝斗争，敢于公开辱骂批评皇帝的过失，因为他们知道就算因此造成**的伤害和损失，他们仍旧会得到舆论的支持和抚慰。
第三个原因，则是明代完整继承了汉文明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同时发达的经济催生出活跃的思想，而活跃的思想又加剧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立，个性的张扬。
首先明朝前期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是程朱理学，但这个程朱理学并非象满清时期那样是被阉割和扭曲了的意识形态。恰恰相反，它相当完整的继承了汉文明中的一些精髓，比如儒家观念里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不可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这些民族文化的精髓都是相当完整的保留下来，并被许多明朝士大夫真诚信奉的。所以他们敢于为了自己所认为正确的道理和一切势力相对抗，献出生命也再所不惜。
明代信奉程朱理学的思想家吕坤的一句话有相当的代表性“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
但到了满清时期，情形就改变了，虽然从表面上说，仍旧把程朱理学，儒家学说奉为官方学说，但实际上已经是被阉割和严重扭曲的，原先包含有捍卫人格独立，个体尊严，反抗强权的学说，在满清的阉割与改造之下，被成了彻底的奴才学说。所以在明代被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了满清却要被严厉的批评。满清统治下，焦循在他写的《雕菰楼集》卷十“理说”中，对明代思想家吕坤进行的批评就足够能说明问题：
“明人吕坤有《语录》一书，论理云：‘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
明代士大夫的共识，到了满清统治时期就变成了“邪说”，变成了“乱臣贼子之萌”，这就足够能说明问题了。
其次随着明代王学的兴起，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张扬就朝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王阳明有一段话：“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引自《知行录之三传习录下已下门人黄雀曾录》）
如果我的灵明是天地鬼神的主宰，那么帝王权势之类当然就更不在话下
王阳明又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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