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夫妻应该是朋友，君臣应该也是朋友，师徒应该是朋友，这样的主张，应该说完全是在王艮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王艮论述了为什么大丈夫“出则必为帝者师”，他说“若以道从人，妾妇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岂能使彼尊信哉”，“不待其尊信，而衔玉以求售，则为人役，是在我者不能自为主宰矣，其道何由得行哉？”
王艮以圣人自居，而他也果然被当时人物看成了圣人，万历四十二年，泰州后学周汝登撰文称他为“东海圣人”，他的弟子遍布天下，他死后，各地为其建祭祠有十四处之多，以一个完全平民而得到如此待遇，可见其影响力之广大，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王艮开创的王学左派，门徒盛多，其后辈中也豪杰辈出。其个性精神也愈趋于张扬，比如泰州后学罗汝芳就提出了人应该顶天立地的思想，他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
这里的“立人极于宇宙之间”的思想，和三百多年后鲁迅提出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思想相对照，是不是非常相似，但王学左派是提前了三百多年来提出这样的思想，所以难能可贵。
王学左派发展到何心隐，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李贽评论的那样，如果说王艮是条“见龙”，那何心隐就是一条“亢龙”，王艮还在说“出则必为帝者师”，何心隐则干脆完全否决了出去做官的必要性，他说“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
那何心隐是怎么“出身以主大道”的呢？他先建立了聚和堂，根据左东岭的说法“聚和堂是比颜钧的萃和会更加严密的组织，不仅设有专职人员率教，率养，辅教，辅养，还具有经济方面的设施，可以看作是泰州学派的思想的社会试验”
“严格说来，聚和堂这样的组织是在政府管理之外另起炉灶”
既然是在政府管理之外另起炉灶，那就难免和政府官方发生冲突矛盾，何心隐因为领导聚和堂抗交税赋，并且集体“拒捕，杀伤吴善五等六条人命”，被抓了起来，本来是要判处绞刑的，毕竟是人命官司，但何心隐又通过泰州学派另一个成员程学颜的关系，打通上层关节，结果就被释放出来。被释放之后，何心隐就浪迹江湖，到处讲学，还参与过倒内阁首辅的活动。
如此作为，也就难怪当时的著名文人领袖王世贞在《嘉隆江湖大侠传》中攻击泰州后学说“嘉隆之际，讲学盛行于海内，而至其弊也，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恣其贪横之私，……失志不逞之徒相与鼓吹羽翼，聚散闪倏，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盖东越之泰州，犹未大坏；而泰州之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
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冲击之下，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越是明代中晚期，士大夫的个性就表现的越是张扬，和皇帝的对抗越是激烈。
我们可以说明代时期，文官士大夫都是有自己独立个性人格尊严的人。而到了满清，则就只剩下彻头彻尾的奴才，象明代文官集团那样和皇帝对抗的行为，在满清统治下是绝对不可能看见的。下面的一个事情应该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纪晓岚在乾隆南巡时见其劳民伤财，进行劝阻。结果你猜乾隆这个暴君怎么说？他是勃然震怒:“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
在满清皇帝眼里，纪晓岚这样的，不过是和倡优一样的东西，原来中国历代都有的高傲的士大夫阶层，彻底荡然无存了，剩下的只是纪晓岚这样的没有半点廉耻和人格尊严的奴才和倡优。这样的情形在明代是难以想象的，对照一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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