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有七八分把握的。”

    叶欲灵其实并无什么别的意思，只是有些好奇萧宸在朗柳留下的力量有多强而已。她又哪里知道，萧宸当初的几名干将，如今即便萧宸离开，但他们在朗柳也已经逐渐形成势力。郑之鹏已经出任朗柳市常务副市长，林成南成了组织部长，刘文军从检察院检察长升任了市纪委书记，而顾乐也成了市公安局长，不过暂时没有兼任市政法委书记，目前是政法委副书记。但即便如此，萧宸在鼎清区的“四大护法”除了李云新调任到吴城现在出任了市纪委书记以外，另外三个也都已经在朗柳成为了市委常委，资历略差一点的顾乐，离常委也不过一步之遥了。而这还不过是萧宸的鼎清派嫡系，他在常务副市长和市长任上提拔和重用的干部又难道少了？所以萧宸如果真要动一动程子高这个朗柳一把手，即便他是在千里之外，也一样有把握，只是这动手的代价太大太大，即便萧宸也不敢轻易如此破坏规则。

    这让萧宸不禁想到了“逆淘汰”这个词。

    所谓“逆淘汰”或叫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具有真才实学和道德cào守高尚者，遭到冷遇、排挤和打击、压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的现象。而与之伴生的现象是，一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质较差乃至恶劣的庸人甚至坏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而成为官场竞争的胜利者顽强地生存下来。华夏宋代的苏辙曾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华夏官场的“君子斗不过小人”现象。至于这种在华夏的封建社会官场源远流长的现象，为什么在华夏进入共和国后依然会屡屡发生，司空见惯呢？萧宸一直认为，这要从华夏的官僚政治生活中去寻找深层的制度性原因。

    众所周知，在华夏的官僚政治传统中，有一个遗产是代代相传的，这就是各级官员的层层任命制。在华夏大陆，迄今除了村官是由村民真正选举出来之外（这还不包括在村里真正说了算的党支部书记），各级官员都不是经由民众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在当今华夏，凡村官以上的官员选举，其中包括所谓差额选举，其实无不是由上级做出安排的，选举人只是按照上级的意图举举手、画画圈、做做样子罢了。偶尔某个县以上机构的选举中闹出一个非候选人当选的现象，在当地乃至在华夏都会是天大的新闻，这作为一种官场非常态的现象其实并不具有制度性的意义。

    事实上，由于官员的任命机制均是由上级cào控，自文革后，在理想幻灭，信仰沦丧后的近几十年来，华夏官场中的官员，凡为了奔一个好前程者，其跻身官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显然不是把为崇高的事业服务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把为自己的长官或上级服务作为核心任务。任何一个在华夏官场呆过一段时间的人都能够感觉得到，华夏官场中能够呼风唤雨的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会做事。当然，既能做事，又会做人的成功官员也不乏现实的例子，但这绝对不是哪些最成功官员行列中的主流。只会做事而不会做人的官员，是升迁无望的。这是因为，官员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能做出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关系密切程度。能搞掂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的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凡能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而只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程子高作为典型的潇南本地干部，当初依附刘省长是很正常的，而从刘省长对他的态度来看，他的做人和做官能力显然是不错的。

    既然搞掂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的则鲜有升迁的机会。于是，“报喜不报忧”，与上级交往则谄媚，对待下级则轻慢，就成了华夏官场中各级官员相处、相交时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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