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制度特性，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而不是对自己所治理的民众负责，这就必然导致违背常理的反达尔文规则的逆向精英淘汰。

    优胜劣汰的制度，原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秀者，淘汰平庸者。而“逆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却给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虽然华夏现在也开始了公开考选某些低级别机构官员的尝试，但这种选考就目前来看，尚不是官员晋升的主要通路，其对官员的吸引力并不是像某些选考的组织者所想象的那么大。

    从人的本身深究其原因，“逆淘汰”的机制其实深藏于人的天性之中。因为在人性中，有一个人人都有的弱点，那就是都喜欢听悦耳的好话，喜欢别人奉承和拍马屁。而精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和清高不屑于投机钻营，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却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中，做长官的十有**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这就毫无疑问为那些把才智和精力用于迎合上级，笼络上级的平庸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此这般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

    现实的政治生活用许多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人们，在官出上级的社会，淘汰精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日常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当众多特立独行的精英人才被淘汰和扼杀后，整个社会则必然的逐渐走向万马齐喑的局面，体制的活力和张力将慢慢地被窒息。

    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加上国家垄断了主要的利益供给，华夏的官场自古就是一个巨大的吸纳同时又毁灭顶尖人才的黑洞。它不但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而且，通过国家的暴力垄断和文化垄断使人才除了依附国家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着举国的读书人纷纷走进科场应试，就曾喜形于色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广大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官出上级的社会，要想出人头地的唯一的道路便是入仕做官。

    当无数的人才精英挤在入仕做官这唯一的独木桥上时，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甚至刺刀见红，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而恪守崇高道德cào守者，如果不以“外圆内方”的姿态顺应官场文化和通行的潜规则，鲜有不被淘汰者。其结果是，人们总能看到，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

    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能在华夏官场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华夏人向来有通过窝里斗而内耗掉自己的民族精英的老传统，其窝里斗的血腥残酷性与大规模地糟蹋本民族拔尖人才的现象为世所仅见。通常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这只是华夏人所特有的原罪。毛泽东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华夏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华夏千百年来代代不息没有穷期，为什么华夏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怪异思维？

    唯一的答案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而没有劣等的民族。

    华夏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索取生活资料。在仕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中，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失败的“零和博弈”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或发展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多样，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互利；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或发展机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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