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合适，一些同志马上表示该同志正好合适——我这种机制很危险，他想也不想就知道这位同志正好合适了？我发现这个苗头后就特别注意，后来就发现有的人不是我看到的那样，有的干部是两面人，领导面前一套，群众面前一套，群众评价和我的评价完全不一样，我就开始特别注意，所以说一把手的决定大多时候要起关键作用。
而且我补充一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好多问题解决不了，表现在用人上特别明显，制度是制度，但说一套做一套———靠小集体定名单，靠主要领导定名单，视野不开阔。
新京报：张委员还讲到领导下基层视察、调研的真实性问题，你怎么看？
萧宸：这个提法很好，可惜这次我不是人大委员了，要不然我也很可能要提。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譬如有领导下去视察，当地都预先进行了周密部署，安排得非常具体，领导人成为了一个“机器”，这是很可悲的。还有的领导去视察，周围几十个人前呼后拥，大部分都是民警和干部化装的，全是假的。这都是真实的事情，我经历了很多次，无比痛恨。有的领导知道这个规则，比如我，所以经常搞突然袭击，但这总是有限的，你每次突然袭击，搞得下面也是人心惶惶，他一慌神，那工作更不利了，倒霉的还是普通群众。
新京报：你刚才说，文风也是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
萧宸：我在文风上意见一直很尖锐，现在一些领导讲话、报告前半部分全是套话，只有后半部分有点实在的，就这点实在的东西还是云山雾罩的，“党八股”太厉害了，本来一句话说的非常明白的，一定要绕来绕去说上一段。现在有些领导的讲话和报告都是秘书坐在屋子里编的，总会有江郎才尽的时候。
新京报：你当书记时，或者说现在在国家发改委，是自己写讲话稿吗？
萧宸：我说实话，不管在以前当区委书记、市长还是市委书记，或者是现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一般开党组会的讲话稿都是自己写，在发改委以后，开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工作会议、中部崛起工作会议等全国性质的会议，那不是自己写，因为这是总体报告，我和助手要先开几个座谈会，搜集意见，研究出一个提纲，再听取司局级干部的意见，先发表意见，我口述一个提纲，秘书写完后再发回去听取意见，写完以后再发给大家讨论，修改，最后成稿。但一般的会议从来都是我自己写，而且有时候只写提纲，不写详细内容，那些内容天天再脑子里转，写上不写上其实没区别了。
新京报：那其他领导干部的情况呢？
萧宸：我了解到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是不错的，比较务实，发言都是自己写，甚至就写在一个破的小笔记本上；有的领导虽然用准备好的发言稿，但能看得出其中有自己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干部发言，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打印稿。总的来看，估算一下，大概三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坚持自己写发言稿吧。
新京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萧宸：我赞成张委员的建议，倡议领导干部带头说实话，说真话，只有这些人带头，下面才敢说，同时要批评不讲实话的、不讲真话的现象，这个风气才能够有所改变。应该说，多数干部是想说真话的，但存在不敢说、没办法说的情况。
新京报：据我们了解，有一次工作人员篡改你的发言，导致你当场撕掉简报？
萧宸：有这个事，是在一次会议上，我发言后，工作人员给我出了简报。简报上说我赞成什么、同意什么，全是那些套话，都不是我说的话，而我会议上说的话却一句没有，当时我就火了，直接把简报撕了，弄的别人也挺尴尬，但当时我实在忍不住，你给我套上一堆套话也就罢了，那套话虽然是套话，好歹也没说错，可你不能把我说过的话直接抹了吧，我说那话是有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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