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和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从根本上维护国家政权统治，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必然的。重农抑商政策，保证国家经济政策向着有利于农业的方向倾斜，保障农业生产的主导性地位，当然有其合理性。

    同时，重农抑商政策，还有着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并使结构优化的一定合理性。古代社会，农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是最为基础和最为重要的，对民间私营工商业采取抑制政策和措施，来保障农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强调以农业为主导为重要，以工商业为辅助为次要，保障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主次重轻关系，在某些时候，是符合当时社会经济运行结构要求和运行规律的。毕竟抑商政策还没有极端到灭商政策，不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完全取缔民间私营工商业，而是主张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不能危及农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不能击垮农民而危及国家赋役来源和政权稳定。民间私营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但它的发展不能损害农业根本和国家统治稳定，必须将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水平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完全没有，也不能发展过高。对民间私营工商业“抑”而不“灭”，是一个政策原则，是一种控制策略。

    至于为何一定要控制，主要是因为农业和工商业各有其生产运营特点，比较效益差距明显。农业生产周期长，成本高，但效益低，利润增长缓慢；工商业运营灵活，能够短期见效，效益高，利润积累迅速。高效益高积累的工商业，是促使社会财富占有发生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推动力，重农抑商政策主张对农业扶持，又主张对工商业抑制，甚至主张“损有余而补不足”即主张通过剥夺工商业来补助农业，这也有着防止两极分化的一定积极意义。

    中国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和与之相辅而行的货币经济开始大量发展的时期，而尤以商业的发展为突出。正是在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济从生产方式到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所有这些变化和变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都直接动摇了王朝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特别是直接威胁着统治阶级的生存，而变化本身的激烈迅猛又使他们感到惊惶失措，。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认真考虑对策，采取必要措施，设法从根本上消弭动乱的根源，来堵塞住正在溃决之中的狂澜，并使被打乱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复稳定。抑商政策就是在认清了祸源之后，适应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而提出来的。简单说，抑商就是企图从根本上消灭引起变化的总根源。即使不能完全消灭商人和商业，使社会再退回到没有变化以前的静止状态，至少可以通过抑商政策的贯彻，以限制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活动，缩小商业营运的范围，便可以把它们的消极影响和造成的社会动乱减少到最低程度。”

    然而，李曜毕竟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原生态”古人，他所要的，也不是那样一个永远坚持小农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直到被人打醒的旧制度。毕竟他最清楚重农抑商政策的政策目标和政策缺陷。

    重农抑商政策，一则重农，二则抑商，其重视农业和抑制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双重政策目标是十分明确的，历代王朝对此也大张旗鼓地宣扬，宣扬它是多么的重农，又是多么的抑商。事实上，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推行多种重农抑商的制度措施，除这个双重政策目标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政策目标：维稳！

    第一，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能够最大量地把广大农民固定在土地之上和村落之中，防止农民弃农经商，使农民安土重迁，减少社会流动性，使广大农村局势稳定，而农村稳定就是社会基层稳定，社会基层稳定就是国家统治基础稳定。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有着明确的维护国家统治稳定的政治目标。

    第二，农业是古代社会的主导经济，广大农民负担的农

    -->>(第7/10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