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节回答：“党人们相互拉拢，图谋不轨，妄图颠覆我国家，夺取我政权。”汉灵帝听了十分害怕，立即在判刑文件上签了字。很快，李膺、杜密等百余人党人便全部被执行了死刑，他们的亲友也都被列入党人的黑名单，禁止入朝为官。天下名士之中，只有袁闳没有受到处罚，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批评过阉党，而是因为他隐居山林，消极避世，甚至不再与袁家的其他成员来往，对宦官的实权没有形成威胁。

    在上百名士大夫喋血京师的第二次党锢运动期间，袁绍正在家乡汝南安安静静地服着他的“六年之丧”。这是多么奇异的现象！

    为了解释这件怪事，就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

    袁绍的首任妻子是谁？

    这个问题仍然史无明文，《后汉书·袁绍列传》只说他的后妻姓刘。然而，《后汉书·党锢列传》中提及：李膺之子李瓒对自己的儿子李宣说：“袁本初汝外亲。”所谓“外亲”，与“外戚”的意思相同，即姻亲。李膺在公元169年自称“年已六十”，说明他生于公元110年，比生于公元146年的袁绍年长36岁。所以，袁绍很可能是李膺的女婿，即李瓒的姐夫或妹夫，也是李宣的姑夫。当然，情况也可能相反，即李瓒是袁绍的姐夫或妹夫。但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袁成“早卒”，且有一个女儿嫁给高躬，生第二个女儿的可能性不大；袁逢的女儿既是袁绍的姐妹，也是袁术的姐妹，但袁术却不被李宣视为“外亲”。因此，李瓒不太可能娶袁家女子为妻，袁绍的首位妻子应是李膺的女儿。

    与党人领袖李膺的联姻，肯定出于袁绍及其长辈的精心设计。李家相传为赵将李牧之后，与袁家同属土德、崇尚黄色，同为豫州大族，在社会上又备受尊崇，与之联姻的好处显而易见。对于李膺来说，袁绍英俊潇洒，知书达礼，虽然不过十几岁，但作为袁成的宗法继承人，已是一家之主，私人财产至少有上亿之巨，条件这么好的女婿一百年也未必能找到一个。所以，双方一拍即合，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在第二次党锢运动发动之后，袁绍却要为这次联姻付出沉重的代价。

    身为党人领袖，李膺受到的处分尤为严厉。他自己被处死不算，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流放到边塞，其门生、故吏及所有直系亲戚全部被禁锢。于是，李膺的女婿袁绍也成了党人，同样必须被禁锢。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在母亲去世和党锢运动开始后，只能赋闲在家，还得为自己没进监狱而感到庆幸，原因大概是袁家在宫里有袁赦帮忙说情。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一直要等到公元184年党锢运动终止之后，才能出来做官。同样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的前两个儿子——袁谭和袁熙——会比小儿子袁尚大出许多，因为他们是袁绍在6年丧期之前生育的，而袁尚是袁绍在6年丧期之后生育的。在这6年丧期内，袁绍真的遵守丧礼，没有和他的妻妾们生育任何子女。

    至此，袁绍的“六年服丧”之谜已经逐渐揭开了面纱：

    在第二次党锢运动开始的公元169年，袁绍刚刚完成了自己的三年母丧。袁绍见自己的岳父李膺等党人被处死，十分害怕，只好在故乡继续呆下去，而名义就是为自己宗法上的父亲袁成追补服丧。其实，他对这位没给自己留下任何印象的伯父兼继父不可能有多少深厚的感情。他的后三年服丧，更多地是在哀悼自己的岳父李膺等党人之死，也聊以避世，等待复出的时机。这使得他的青年生涯非常与众不同，特别是与他的异母兄袁基和异母弟袁术相比，显得更加特别。

    被禁锢的党人袁绍固然必须赋闲在家，但是并不必苦修72个月之久的超长丧礼。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看来主要是为了在士大夫，特别是党人中树立威望。正是在第一次党锢运动之前三个月，著名党人荀爽曾经上奏汉桓帝，强烈要求在官员中恢复“三年之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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