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而如今获得阶段性胜利的，不是曹魏而是大汉。曹魏焦头烂额，曹叡根本没有时间与心力消耗在着律立法上面。

    那麽这为天下立法着律一事，就只能由刘禅牵头领先了。毕竟哪个人能禁得住流芳千古的诱惑？刘禅当然也不例外，武功既彰，文治总也要跟上的吧？

    问题越难，功绩越大！

    刘禅面对的问题，是连李世民、朱元璋都不曾面对的问题，因为那时华夏律法已经有了一个十分完善的框架，循旧制缝缝补补即可。而刘禅现在要做的是彻底推翻旧制，重构一个可垂范後世的新框架。

    那部由曹叡牵头、陈群、刘邵主导编纂的《魏律》，对後世着律立法影响颇深。

    其非但对两汉律法进行了体系化的重构，还开启了律法儒家化的制度先河，把儒家主张的孝悌纲常融入到了刑律当中。

    某种程度上，它革除了两汉法制的积弊沉疴。後世说它是华夏第一部统一的基本法典，赞他为後世各朝各代着律立法开创了范式。

    但这不是刘禅想要的《汉律》。

    既因为《魏律》依旧不够健全。

    也因为《魏律》首开八议之制，堂而皇之地在国家律法之上又开了一道後门：

    亲贵触法，法外开恩。

    门阀犯禁，禁内开门。

    没办法，曹操起家靠的是汝颍士族与谯沛武人，曹丕篡汉更以九品中正制换取世族拥戴。

    到了曹叡这里，士族、贵戚的根基已然深植於魏室，那麽法律就不可能不向他们倾斜o

    大汉的蜀科、汉科由丞相主导，即使到了现在，走的依旧是『乱世当用重典』的路子。

    刘焉、刘璋父子治蜀三十余年，施政宽柔，法令废弛，蜀中豪强专权自恣，欺凌小民，以致『思为乱者十户而八』。

    法正曾劝丞相效仿高祖皇帝约法三章，以宽政收拢人心。

    丞相却反对：

    秦地之所以能用约法三章收心，是因为暴秦苛法在前，解其倒悬便是恩德。蜀地却恰恰相反，病根在於法令不行、威刑不肃，若再行宽政，无异於抱薪救火。

    於是汉科从严，从重，从猛。

    八务、七戒、六恐、五惧——法行则知恩，威立则知惧。

    曹魏那边总爱说：

    『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

    『大魏反其道而行，弘以大纲，则百姓自然安乐。』

    不得不说，这也是另外一种『每与刘反，事乃成耳』了。

    但曹魏曾拥九州之地，居天下之中，以大国之重行如此妥协之事。

    而大汉不过区区益州之地，却依旧以法网束下，不知算不算先帝与丞相群臣之间又一种理想与浪漫了。

    毕竟曹魏宽纵之法，对於『一统天下』这事来说，确有其利在，只是未免有几分『我死後，哪管他洪水滔天』之感。

    也难怪曹叡如此痛恨曹丕，就连丧礼都严重缺席。

    彼时曹叡丧时不临的大不孝大不敬闹得天下皆知。最後曹魏那边的官方口径说，『曹真、陈群、王朗等以暑热固谏』，给曹叡这位大魏天子找补了一番。

    这宽纵之法也不是曹操的初衷，假若曹操知道曹丕继嗣後会对士族全盘妥协，对自己的政策反攻倒算，恐怕未必会传位给他，而曹不到了地下恐怕也要被曹操狠狠拷打。

    毕竟打压士族豪强是几位开基之主的共识，而真正贯彻到底的，只有大汉一国而已。

    在丞相严刑峻法、密网束下的治理下，大汉境内已是『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景象。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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