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特卡默说，「通知各邦海关，从法国入境的书籍邮包要抽查，如果有《鼠疫》就登记一下，但不要没收。
谁寄来的，寄给谁的，寄了多少本，都要记下来。每两周汇总一次报给我。」
贝克尔点点头，转身出去了。
普特卡默看着窗外的柏林天空。他想起十年前，俾斯麦推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时候，他刚从基层调来柏林。
那时候的监控工作很简单一抓到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就禁，抓到宣传册就没收，抓到集会就驱散。一切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一切都可以用「维护国家安全」来解释。
但现在不一样了一一社会主义者学会了躲藏，他们的报纸从德国境内搬到了境外，他们的宣传册用上了各种花哨的伪装。
而《鼠疫》这种书，虽然既不是社会主义宣传，也不是无政府主义传单，但却比那些传单更让普特卡默不安。
传单只是告诉人们应该反抗，但这本书让读者自己去想：如果有一天灾难来了，我们的政府会做得更好吗？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普特卡默也不知道。
八月底，巴黎，德意志帝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卡尔·冯·德·海德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刚刚写完的报告。
他拿起羽毛笔，在最後一段又加了几句话，然後签上自己的名字，把报告塞进信封。
他出生在波恩的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古典学教授，母亲是钢琴家。他从小在法德两种文化里长大，法语和德语一样流利。
三十五岁那年他进入外交界，很快就调到巴黎。这个位置很适合他一一他懂法国人的思维方式，也知道怎麽描述给柏林听。
这份报告是例行的文化观察，每两个月提交一次。海德在报告里梳理了法国文坛最近的变化：雨果去世後的权力真空，左拉和莫泊桑新书的反响，以及过去一个月真正震动巴黎的大事一一莱昂纳尔的《鼠疫》出版了！
海德写得很客观，没有加太多个人判断。他写道，《鼠疫》在法国首日售出八万册，远超左拉《娜娜》五年前的纪录；
评论界分裂成两派，一派认为这是自然主义的顶峰，另一派认为这是对共和国世俗信仰的动摇；教会也介入了争论，吉博大主教的态度暧昧，既没有谴责也没有赞扬……
海德在报告末尾加的那段话是：
【该书作者莱昂纳尔·索雷尔此前多部作品在德国拥有广大的读者基础，但那些大部分不涉及德国政治，只能算是娱乐性读物。
《鼠疫》不同，它的内容可能被我国反对派用作攻击行政体制的隐喻，与《1984》类似。监於索雷尔煽动民意的能力，请务必慎重对待。】
海德把报告又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什麽，然後封好信封，在上面写了收件人地址：柏林，威廉街77号，首相办公厅。
他没有把报告直接寄给外交部，而是寄给了首相办公厅。这是他的习惯一一重要的文化观察报告，直接送给俾斯麦的办公室。
外交部看不懂这些，他们只关心关税、条约和军备。但俾斯麦懂！这位首相虽然从不公开谈论文学，但他知道文学能做什麽。
海德把信交给门外的信使，然後回到办公桌前，点了一根烟。
他在巴黎待了六年，亲眼看着儒勒·费里推行教育改革，看着殖民派和反殖民派在议会里打得不可开交，看着雨果的葬礼变成一场政治角力……
还有，看着莱昂纳尔·索雷尔一路崛起，一次次卷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斗争当中。
他越来越觉得法国人有种德国人不太理解的本事一一他们能把一切政治问题变成文化问题，又把一切文化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鼠疫》就是最好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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