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一本，写的是瘟疫和封城，但法国人读到的却是共和国、教会、科学和道德的边界。
九月初，柏林，威廉街77号，上午十一点，奥托·冯·俾斯麦坐在早餐桌前，享用今天自己的第一餐饭他面前摆着的东西，只有一杯牛奶、一杯咖啡、两个鸡蛋、一块涂了薄黄油的黑麦面包，还有几片熏鲑鱼。
这是他1880年中风以後，医生恩斯特·施韦林格给他制定的食谱，避免他的血管再次堵塞。而在这之前，他一顿早饭至少要吃掉12个鸡蛋、整整一篮涂了厚厚黄油的面包、一整条鳟鱼、几块牛排和大量的啤酒。
如今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不再是当年那个普鲁士最有名的大胃袋。
今天是星期一，例行文件批阅日。他的秘书库尔特·冯·施莱尼茨把一周积攒的重要文件分门别类，摆在他右手边的架子上。
最上面是外交电报，中间是农业报告，最下面是内政部的各种通报。
施莱尼茨知道俾斯麦的习惯一一边吃饭，一边看文件，听取报告，好及时地做出决策。
等俾斯麦吃完第一个鸡蛋，他才开口：「最近法国有本新出版的，叫《鼠疫》，驻巴黎使馆和内政部都认为有观察价值。」
俾斯麦接过文件，最上面是海德的报告，後面附了几份内政部的通报。
读到那句「该书可能被我国反对派用作攻击行政体制的隐喻」时，他想了一会儿，然後才继续往下读。接着是《鼠疫》的简介、法兰克福海关的数据、巴伐利亚警察总局的报告、耶拿大学海克尔教授的信件摘要……
俾斯麦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像在审阅一份军事情报。等他读完最後一页，盘子里熏鲑鱼也只剩下一小块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後开口了：「法国人终於写出一本诚实的书，虽然他们自己未必敢承认。」施莱尼茨没接话。他知道俾斯麦不是在跟他说话，而是在自言自语。
俾斯麦把报告又翻了一遍，敏锐地抓住了报告中体现的《鼠疫》这部在煽动「无政府主义」和「反对领袖」方面的「潜力」。
他想起在1878年推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时候，做的那些准备。
他知道他们的组织结构，知道他们的报纸在哪里印刷，知道他们的集会地点在哪个街区。
打击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敌人，这很容易。
但如果敌人没有组织，没有纲领，没有报纸，只是一群普通人自发地走到一起，做一些事情，然後散开呢？
《鼠疫》里的志愿队没有工会背景，没有阶级口号，就是一群普通人，今天去消毒街道，明天去搬运屍体，後天去记录死者。
没有人给他们下命令，没有人给他们发钱，甚至没有人要求他们这麽做。
这种「无组织的组织」，比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册更让俾斯麦不安，因为它无法被纳入现有的监控框架。你没办法通过渗透来瓦解它，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组织；
你没办法通过逮捕头目来瘫痪它，因为它根本没有头目；
你没办法通过查封印刷厂来阻止它，因为它不印刷任何东西。
它只用气味和脚步声，就提醒每一个人，它就在你的身边。
俾斯麦把报告放到一边，拿起下一份文件。这份是农业报告，讲的是今年土豆的收成。他看了几行，又放下了。
「施莱尼茨。」
「在，阁下。」
「告诉内政部，《鼠疫》这本书不必列入禁书目录。」
施莱尼茨愣了一下。他原以为俾斯麦会下令禁止这本书入境。
俾斯麦看出了他的疑惑，解释道：「禁了它，它就成了殉道者的书了。柏林和慕尼黑那些波西米亚圈子正愁找不到东西可以标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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