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他靠在门框上，看着苏砚站在窗前，月光从她背后照进来，把她整个人勾成一道纤细的剪影。
他忽然想起他们第一次在法庭上对峙的场景。那时候她坐在被告席后面，穿着一身剪裁精准的黑色西装，面前摊着一沓厚厚的材料。她的表情冷静得像一面墙，没有任何缝隙。他在对面看着那面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砸开它。
后来他真的砸开了。不是用他的质证逻辑，不是用他的庭辩技巧，而是用一次次笨拙的、不加修饰的关心，用那些没有经过排练的真心话，用他在停车场里下意识替她挡掉的那个跟踪者的背影。
墙倒了，里面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蹲在银杏树下，守着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陆时衍，”苏砚的声音把他从回忆里拉回来，“你过来看。”
陆时衍走进房间，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向窗外。
从四零三的窗户望出去，正好能看到楼下那棵银杏树的全貌。树冠像一把巨大的金伞，罩住了大半个院子。而他们刚才站的那个位置——石凳、奖杯、笔记本——从窗户看下去，刚好在树冠中央那道最密的枝叶底下，像是被专门保护起来的。
“我爸当年租这间房，是因为这扇窗。”苏砚趴在窗台上，下巴搁在胳膊上，“他说，从这扇窗看出去，能看到整条巷子里唯一一棵银杏树。他说银杏是最守时的树，该黄的时候黄，该落的时候落，从来不早，也从来不晚。”
陆时衍站在她旁边，也趴在窗台上。两个人肩并肩，看着窗外那棵在夜风中缓缓摇晃的老银杏。
“你爸是个浪漫的人。”陆时衍说。
“是啊。太浪漫了。浪漫到不切实际，浪漫到被人骗，浪漫到把自己毁了。”苏砚看着银杏树，声音很平静，“但也是他，留了一本笔记给我。那本笔记里写的不是怎么赚钱，不是怎么成功，是怎么做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他说——‘技术的意义不是征服世界，是让世界少一些像我这样被辜负的人’。”
陆时衍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他做到了。只是他自己没看到。”
苏砚转过头看他。月光照在她的侧脸上，把那些还残留着的泪痕映得发亮，但她在笑。
“你看到了。”
“嗯。”陆时衍也转过头看她，“我看到了。”
楼下，巷子口那台老收音机终于放完了最后一首歌，电流声也停了。整条巷子安静得只剩下风声和银杏叶落地的声音，很轻很轻，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扫地。
苏砚离开窗户，走到房间正中央，环顾了一圈空荡荡的四壁。然后她从包里掏出那个旧笔记本，翻开扉页，放在窗台上。
“爸，笔记本我放回这里了。你的东西，我一直保管得很好。现在物归原主。”
她退后一步，郑重其事地鞠了一躬。那个鞠躬的姿势很标准，像在领奖台上弯腰接过奖杯。陆时衍在她身后，也跟着鞠了一躬。他的鞠躬没有那么标准，弯得有点浅，像个不太熟悉这套礼仪的后辈在模仿。
苏砚直起身，拍了拍窗台上的灰，把笔记本往窗户内侧推了推，确保不会被风吹落。然后她牵起陆时衍的手，朝门口走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又回头看了一眼。
那本笔记安静地躺在窗台上，封皮上的人造革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窗户没关严，夜风把窗帘吹得一鼓一鼓的，那片洗了十八年的血迹在风里一隐一现，像一只缓慢眨动的眼睛。
苏砚轻轻关上了门。
那把钥匙，她没有带走，放回了花盆底下。给谁留着，她没说，陆时衍也没问。
下楼梯的时候，苏砚的步子比上楼时轻快了很多。走到一楼楼梯口，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呼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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