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和孟晓渔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孟晓渔掏出手机，偷偷拍了一张照片——银杏树下，两个人面对面站着，隔了几步远，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落在他们肩上。这是一张构图很普通的照片，孟晓渔却觉得这大概是《风暴眼》开拍以来，她拍到过的最好的画面。

    苏砚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她端着奶茶走到石碑前，在石凳上坐下。石凳很凉，凉意从石面渗进她的裙摆，让她打了个小小的冷颤，但她没有站起来。她望着那棵银杏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见到薛紫英的场景。那时候薛紫英穿着一身剪裁考究的套装，站在陆时衍身边，做他的副手，在法庭上帮她递材料、整理证据链。她看苏砚的眼神里有一种不加掩饰的审视——不是敌意，是一个骄傲的人对另一个骄傲的人本能的打量。苏砚当时在想：这个女人，如果换一个场合认识，也许能成为朋友。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这句“如果”迟到了整整四年。

    薛紫英的奶茶快喝完的时候，她忽然转过身，朝着苏砚的方向走过来。走到石凳前，她没有坐下，只是站在苏砚旁边，双手捧着那个空了的奶茶杯，手指在杯身上敲了两下，然后把它轻轻放在石凳的扶手上，像放下一件放了很久很久的旧行李。陆时衍没有跟过来，他走到银杏树的另一侧，靠着树干，看几个学生在草坪上踢球。他把这个距离留给了两个女人，不远不近，刚好够她们说完想说的话。

    “苏砚。”薛紫英叫了一声。

    苏砚抬起头。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你。”薛紫英看着石碑上的那八个字，“那天在法庭上，你明明可以把我一起拖下水的。为什么没有？”

    苏砚没有立刻回答。她把奶茶放在石凳扶手上，和薛紫英的空杯子并排放在一起。两个杯子，一个满的，一个空的，在午后的阳光里投下两截短短的影子，像两个并肩站了很久的人。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然后说了一句让薛紫英记了很多年的话：“因为你不是敌人。你是站错了队的朋友。”

    风从银杏树梢穿过，带起一阵沙沙的响声，像无数片绿色的手掌在轻轻鼓掌。薛紫英忽然觉得鼻子一酸，四年来从未流过的眼泪，在这一刻毫无预兆地涌上来。她没有忍，也没有擦，就让它淌下来。泪水划过脸颊，带走了某些积压了太久太久的东西。她觉得脸上湿了一片，有点凉，又有点热。

    “你这人，”薛紫英的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把脸别过去，不让苏砚看见自己哭得这么丑，“说话还是这么扎心。难怪陆时衍当年在你面前输得那么彻底。”

    苏砚看着她哭，没有递纸巾，没有拍肩膀，只是站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她哭完。这种沉默比任何安慰都让薛紫英觉得踏实——因为它意味着，她不需要被同情。她只是被接纳了。

    那天傍晚，陆时衍请大家吃饭。他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菜，有酸辣粉、回锅肉、宫保鸡丁，还有一道薛紫英没吃过的——银杏果炖鸡汤。汤里漂着几颗晶莹的银杏果，是他去年秋天从那棵银杏树下捡的，一颗一颗剥好，冻在冰箱里，说是“留着待客”。薛紫英尝了一口汤，鲜，有一丝银杏特有的微苦回甘。她说：“这道菜叫什么名字？”陆时衍想了想：“还没起名。你起一个。”

    薛紫英放下勺子，看了一圈在座的人——苏砚在低头剥虾，手法比剥蒜熟练了那么一点点，但还是会把虾壳剥得稀碎；孟晓渔在跟一瓶啤酒盖子较劲，脸都憋红了，嘴里念叨着“我他妈就不信了”；方如海夫妇在厨房里拌嘴，一个说盐放多了一个说肉切厚了；陆时衍则站在灶台前，围裙上印着“律政煮夫”四个字，正拿勺子尝汤的咸淡。这些人在四年前，有的跟她针锋相对，有的被她伤过，有的只是不相关的旁观者。但此刻，他们坐在一起，吃同一锅汤，用同样的筷子，夹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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