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哦？如何用？”
“三步走。”李瑾显然已飞速思考过，“第一步，坐实祥瑞。 命薛怀义等人尽快完成校注，不仅要阐发经义与母后的关联，更要从古籍、天象、乃至民间已有谶谣中，寻找佐证。太史局那边，可以让他们‘留意’近日天象是否有‘女主昌’、‘圣人出’之类的吉兆。礼部可着手准备‘祥瑞呈报’的流程。要让这部经的‘现世’，成为一连串‘天意’显现的开端，而非孤例。”
武则天微微颔首。
“第二步，引导舆论。 校注完成、祥瑞坐实后，不应急于由朝廷明发天下。可先让薛怀义等僧人在白马寺、以及洛阳其他大寺，以讲经为名，私下向信众、尤其是向那些与朝廷关系密切的勋贵、官员家眷，透露《大云经》及‘净光天女’之事。同时，可令北门学士中擅长文辞者，以匿名或托古的方式，撰写一些歌谣、谶纬、文章，在士林和市井中悄然流传，内容皆暗合‘女主当兴’、‘菩萨临朝’之意。让舆论先热起来，让‘天意’在人们口中发酵。”
“第三步，水到渠成。 待民间议论纷纷，朝野疑窦渐起，甚至开始有官员试探上奏时，再由白马寺、大慈恩寺等京师有名寺院的高僧联名上表，正式将校注后的《大云经》及‘祥瑞’之事奏报朝廷，并阐释经义，引申出‘天后乃菩萨化身，当王国土，此乃佛意，亦为兆民之福’的结论。 届时，母后再谦辞，群臣再劝进，民间再呼应……一切，便顺理成章了。”
李瑾的谋划，步步为营，既利用了宗教的神秘性，又操控了舆论的走向，更保留了最高权力者最终“顺应天意民心”的主动权和政治操作的余地。这比简单粗暴地由朝廷直接颁行一部“预言书”，要高明、稳妥得多。
武则天眼中露出赞赏之色：“瑾儿思虑周详。此事，便由你暗中协调督促。薛怀义那边，朕已命他校注经文。其余诸事，你与礼部、太史局，以及……北门学士，妥善安排。记住，务必机密，务必自然。 要让天下人觉得，这是天意昭昭，人心所向，而非朕……一意孤行。”
“儿臣明白。”李瑾肃然应道。他知道，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但也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这不仅关乎母亲个人的权力欲望，更关乎他们母子所推动的整个改革事业的成败，关乎能否打破那道无形的性别壁垒，为未来开辟新的可能。而这部《大云经》，就是撬动这块巨石的第一根，也是最关键的一根杠杆。
接下来的数月，一股隐秘的潜流在神都洛阳，乃至更大的范围内悄然涌动。
白马寺的藏经阁日夜灯火不灭，薛怀义督率着法明、处一等学问僧，埋头对《大云经》进行“校勘”和“注释”。他们不仅详细阐发“净光天女”即“当今圣母神皇（武则天）”的“微言大义”，还广引《宝雨经》、《华严经》等其它佛典中有关“女身成佛”、“菩萨现女身为转轮圣王”的片段，加以附会、互证。最终完成的《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或称《大云经疏》），厚厚数卷，文辞华美，论证“周密”，将武则天描述为弥勒菩萨化身，下降人间，取代李唐，统治天下，是顺应佛的预言，拯救众生的“女主”。
与此同时，太史局“观测”到“五星联珠”、“庆云现于洛水”等“吉兆”；礼部陆续接到各地（主要是亲近武后的官员治下）上报的“瑞石”（刻有模糊谶语的石头）、“赤雀”（红色的鸟，象征祥瑞）等物。一些语焉不详、但暗合“女主昌”、“代唐者”的民间歌谣和谶语，开始在两京的街头巷尾、茶楼酒肆中悄然流传。北门学士的笔杆子们，化用各种典故，撰写了一批文采斐然、暗示“天命有归”的诗赋文章，在士人圈中私下传抄。
朝中一些嗅觉灵敏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傅游艺、凤阁舍人张嘉福等，开始暗中串联，试探风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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