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靠善意。要战斗。”
一个月后，1936年9月，刻律德拉抵达巴黎。
国际纵队的招募点设在拉丁区的一个旧仓库里。墙壁上贴满海报：用各种语言写着“保卫马德里！”“法西斯不能通过！”“为自由而战！”。队伍排得很长——工人、学生、知识分子、退伍军人，来自法国、英国、波兰、德国、意大利、美国……语言混杂，口音各异，但眼神里有相同的东西：一种混合着理想主义和绝望决心的光芒。
轮到刻律德拉时，负责登记的法国共 产 党干部抬头看她。他大约四十岁，脸上有疤痕，可能是一战留下的。
“姓名？国籍？”
“刻律德拉。意大利。”
“职业？”
“一战退伍军人。参加过凡尔登、索姆河、巴尔干战役。”
干部的眼睛亮起来，他放下笔：“战斗经验？军衔？”
“三年前线经验，下士。会使用步枪、机枪、手榴弹，有战场急救证书。”
旁边几个志愿者转过头看她。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英国学生小声对同伴说：“老天，她真是女人？还打过仗？”
刻律德拉没理会，继续说：“我反对法西斯。墨索里尼在我祖国夺权，我了解他们的手段。我愿意去西班牙。”
干部快速记录：“你想被分配到医疗队还是作战部队？”
“作战部队。但我也能兼任医疗。”
“我们需要指挥官。有领导经验吗？”
“带过十人小队。”
干部站起来，伸出手。他的手粗糙有力：“欢迎加入国际纵队第11旅。我是马塞尔，负责新兵培训。你有三天时间准备，然后出发去比利牛斯山训练营。”
握手时，马塞尔压低声音：“我们有不少意大利志愿者——都是逃离法西斯统治的。但你是第一个意大利女军人。做好准备，有些人可能……不适应。”
刻律德拉笑了，那笑容里有苦涩也有坚定：“一战时他们也这么说。后来他们习惯了。战场上，能活下来的就是好士兵，不分男女。”
比利牛斯山训练营设在一个废弃的村庄里。石头房子爬满藤蔓，泥泞的训练场上竖着简陋的靶标，远处是白雪覆盖的山峰。这里汇集了五百多名志愿者，按语言分连：法语连、德语连、英语连、波兰语连，以及“其他语言”混合连。
刻律德拉被分配到混合连——这里有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希腊人、几个中国留学生，还有来自殖民地的志愿者：两个阿尔及利亚人，一个越南人。
让她惊讶的是，那个越南人竟是阮文忠。他在巴黎与她会合，也加入了国际纵队。
“世界在这里汇聚。”阮文忠说。他已经换上了共和国军的粗布军装，虽然瘦削，但眼神坚定。“为了同一个敌人。”
训练严苛而仓促。许多志愿者没有军事经验——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但不会开枪，不懂战术。刻律德拉被任命为排长，负责训练二十人。
她教他们如何挖战壕（“比你们想象的要深，要曲折，否则一块弹片能杀死一整个壕沟的人”），如何躲避炮击（“听到呼啸声就卧倒，捂住耳朵张开嘴，别抬头——弹片从头顶飞过”），如何保养步枪（“泥浆是枪械最大的敌人，比敌人子弹更致命”）。她还教他们最重要的战场规则：不要浪漫化战争。
“你们来是因为理想，这很好。”她在训练间隙说，二十张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脸望着她，“但战场上，理想不能挡子弹。活下来，才能继续战斗。所以记住：听从命令，掩护战友，珍惜弹药，保持卫生——战壕足病能让你失去战斗力，和枪伤一样致命。”
一个年轻的法国诗人问——他叫让-皮埃尔，战前出版过诗集：“刻律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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