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交界，国共双方都有驻军，气氛微妙。赵队长去办理过关手续，刻律德菈在路边等待。
她看到一支队伍从北边走来：大约三十人，穿着灰色军装，打着绑腿，背着简陋的行李，但步伐整齐。他们唱着歌，领头的举着一面红旗，上面写着“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工作队”。
歌声嘹亮，在黄土高原上飘荡：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刻律德菈听得入神。这旋律简单有力，歌词直白热血，让她想起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歌。但又有不同——国际纵队的歌更多是理想主义的悲壮，而这歌里有一种扎根土地的坚韧。
“同志，你是去延安的吗？”一个女学生模样的队员主动打招呼。她大约十八九岁，短发，圆脸，眼睛亮晶晶的。
“是的。”刻律德菈用生硬的汉语回答。
女学生眼睛一亮：“你是外国人？来参加革命的？”
“我是记者，来采访。”
“记者也是革命工作！”女学生热情地握住她的手，“我叫王秀英，抗大三期学员。延安欢迎一切支持抗战的国际友人！我们边走边唱吧！”
队伍继续前进，刻律德菈被拉进队列。王秀英教她唱歌，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发音：“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
刻律德菈跟着唱，虽然音调不准，但被这种热情感染。她看到队伍里还有其他年轻人，有男有女，有学生模样，也有工人农民打扮。他们脸上都有一种相似的神情：虽然疲惫，虽然衣衫褴褛，但眼睛里有光。
“你们都是从哪里来的？”刻律德菈问。
“我是北平来的，七七事变后逃出来的。”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说。
“我是上海纱厂女工。”一个皮肤黝黑的姑娘说。
“我是东北流亡学生，家被鬼子占了，爹娘都死了。”一个瘦高个少年说，语气平静，但握紧了拳头。
他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部血泪史，但说出来时没有抱怨，只有决心——要去延安，要学习，要打回老家去。
刻律德菈想起了自己在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友：法国工人、德国流亡者、美国诗人、意大利反法西斯分子……他们也是为了理想远赴异国。不同的是，那些战友大多受过教育，有左翼思想基础；而眼前这些中国青年，很多是文盲或半文盲，他们的革命意识更朴素：鬼子杀了我的家人，占了我的家乡，我要报仇，要解放。
哪一种更持久？刻律德菈思考着。理想主义的火焰可能被现实浇灭，但血仇和生存的本能，会燃烧得更久。
不，两个都应该有。
1939年6月25日，黄昏时分，刻律德菈终于看到了延安的宝塔山。
那时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黄土高原上，给一切镀上一层温暖的光泽。延河如一条银带穿过山谷，河边有妇女在洗衣，孩子们在嬉水。山崖上层层叠叠的窑洞，像蜂巢，炊烟袅袅升起。简陋，甚至可以说是贫瘠——这是刻律德菈的第一印象。与重庆的拥挤喧嚣相比，延安显得安静而朴素，像一幅褪色的古画。
但当她走近，进入城区，另一种感觉扑面而来。
街道是土路，不宽，但打扫得干净。两旁有店铺，卖着简单的日用品：布匹、食盐、火柴、农具。行人很多：穿军装的士兵在操练，喊杀声震天；学生在露天课堂读书，坐在石头上，膝盖当课桌；妇女在纺线，纺车吱呀呀地转；老人在编草鞋，手指灵活如飞。
墙上贴着标语，白纸黑字，有的已经褪色，但字迹清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抗战到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还有漫画：一个巨大的拳头砸向矮小的日本兵，下面写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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