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赶出中国去！”
到处是声音：歌声、读书声、讨论声、笑声。最让刻律德菈震撼的是人们的眼睛。在重庆，她见过太多绝望、麻木、恐惧的眼神；在上海和南京，更是地狱般的空洞。但在这里，无论男女老少，眼睛里都有光——不是安逸的光，而是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奋斗的光。
赵队长带她到接待处——一孔普通的窑洞，门楣上挂着“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的木牌。里面摆着四张木桌，几个工作人员在忙碌。负责人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姓周，说话温和但条理清晰。
“刻律德菈同志，欢迎来到延安。”周同志与她握手，他的手粗糙有力，是劳动的手，“我们已经收到重庆方面的通知。住处安排好了，在杨家岭，和几位国际友人住得近些，方便交流。”
“同志？”刻律德菈对这个称呼感到新鲜。在重庆，人们称她“女士”、“记者”；在这里，她成了“同志”。
“在这里，支持抗战的都是同志。”周同志微笑，“你先休息几天，适应一下环境。有什么需要随时提。对了，每周二、四晚上有扫盲班，周六有文化讲座，周日大生产——所有人都要参加劳动，种地、纺线、修路。你感兴趣可以看看。”
刻律德菈点头。她被领到杨家岭的一孔窑洞，比想象中宽敞：约二十平方米，土炕占了一半，炕上铺着芦苇席。一张木桌，两把椅子，一个简易书架。墙上贴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都用红蓝铅笔做了标记。窗户是纸糊的，透进朦胧的光。
“厕所在后面山坡上，公共的。食堂在山下，开饭时间是早七点、午十二点、晚六点，过时不候。”带路的小战士腼腆地说，“热水每天下午供应一次，要自己打。首长说，你是国际友人，可以特殊照顾……”
“不用特殊。”刻律德菈打断他，“大家怎样我就怎样。”
小战士笑了：“那好。我叫小李，有事叫我，我住下面那孔窑洞。”
安顿下来后，刻律德菈走出窑洞，站在山坡上俯瞰延安。夜色渐浓，窑洞里陆续亮起油灯，星星点点，像倒扣的星空。远处传来歌声，是抗大学生在练习合唱，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在山谷间回荡，有一种原始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她深吸一口气。黄土高原的空气干燥，带着尘土和草木的味道。这里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柏油路，没有她熟悉的现代文明的一切便利。但这里有歌声，有信念，有一种她久违的、在西班牙共和军最后日子里失去的东西——希望。
在延安的头几天，刻律德菈四处走动，观察，记录。
她去抗大听课。课堂设在打谷场上，学员坐在石头上，膝盖当课桌。老师是个清瘦的中年人，讲《论持久战》。没有课本，学员自己做笔记，用的纸是废弃的账本背面，铅笔头短得捏不住。
“抗日战争是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持久战……”老师的声音不大，但清晰有力，“现在我们处在相持阶段，最艰苦，但也是敌人由强变弱、我们由弱变强的关键时期……”
刻律德菈坐在最后一排，认真听着。她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知道持久战的残酷——共和军就是因为没能坚持住，内部先垮了。但老师的讲解让她看到不同的思路：不是硬拼，而是消耗；不是固守，而是机动；不是依赖外援，而是自力更生。
课间，学员们围过来，好奇地打量这个外国女人。
“同志，你从哪里来？”
“意大利。”
“意大利也有独裁者，他姓墨！”一个学员激动地说，“我们学过，这些人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刻律德菈点头：“是的，所以我来中国，和你们一起抗战。”
学员们兴奋起来，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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