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八舌地问：意大利工人生活怎么样？西班牙内战真的失败了吗？欧洲会爆发大战吗？刻律德菈一一回答，她发现这些年轻人虽然没出过国，但对世界局势有惊人的了解。
“首长说，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部分。”一个戴眼镜的学员认真地说，“我们打鬼子，不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
刻律德菈被这种视野震撼了。在重庆，人们谈论抗战多是“保家卫国”；在这里，抗战被置于更宏大的叙事中：反法西斯，求解放，世界革命。这让她想起共产国际的口号，但又不完全一样——更中国化，更接地气。
她去了边区医院。说是医院，其实是几孔连通的窑洞，地上铺着白布，用汽灯照明。药品奇缺，纱布要反复清洗消毒使用。伤员大多是枪伤、炸伤，没有麻药，手术时伤员咬着木棍，汗如雨下，但很少惨叫。
“条件艰苦，但士气高。”一个姓刘的医生告诉她，“伤员们最常问的两句话：一是‘我还能回前线吗？’二是‘鬼子打跑了没有？’”
刻律德菈看到一个十五六岁的小战士，右腿截肢了，躺在床上学认字。护士用树枝在地上写“抗战到底”，他跟着念，声音稚嫩但坚定。刻律德菈问他疼不疼，他咧嘴一笑：“疼，但想想被鬼子杀害的乡亲，就不疼了。”
她还去了被服厂。妇女们坐在纺车前，手脚并用，纺车吱呀呀地转。一个叫王大娘的老太太，六十多岁了，眼睛不好，但手速飞快。她告诉刻律德菈，她儿子在八路军，两年没回家了。“我多纺一斤线，前线就多一套军装，儿子就少挨一点冻。”
刻律德菈试着学纺线，但总是断。王大娘耐心地教她：“手要稳，心要静，不能急。”这话像在说纺线，也像在说抗战。
一周后，周同志通知她：“有位首长想见见你。”
她被带到杨家岭另一孔窑洞，比她的稍大，陈设同样简陋：一张木板床，两张藤椅，墙上挂着巨幅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桌上堆满书籍和文件。窗户开着，能看到外面的菜地——辣椒、西红柿、茄子，长势喜人。
刻律德菈在等待时，翻阅桌上的一本英文书——是斯诺的《西行漫记》，书页上有许多批注，字迹遒劲有力，用的是铅笔。
“这本书写得不错，就是有些地方太浪漫了。”
刻律德菈抬头，看到一个穿着补丁灰军装的中年人走进来。他身材高大，面容清瘦，头发有些长，但眼睛格外有神，像能看透人心。他走路有些特别的姿势，从容不迫，手里拿着一卷文件。
“好久不见，刻律德菈同志，上次上海一别这么久了。”老人首先打招呼，说的是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但语速不快，字字清晰。
刻律德菈愣住了。她迅速在记忆中搜索，然后想起来了——1918年在上海，她与这个人互换过通信地址，交流过思想，没想到现在变化这么大。
“是啊，好久不见。您现在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刻律德菈斟酌着用词。她知道眼前这个人写了许多著作，指导着抗战，被许多人视为希望。
“我还是需要多学习的。”老人很谦逊，在藤椅上坐下，示意她也坐，“你也很好，在武汉奋不顾身救过一个孩子，在重庆抓过间谍。魏大铭同志提起过你。”
刻律德菈有些意外：“您认识魏主任？”
“都是抗日嘛，打鬼子的人，我们都记着。”老人点燃一支烟——是边区自产的，烟味很冲，“说说吧，你这些年经历了哪些？”
刻律德菈开始讲述。从马德里的巷战，到国际纵队的战地医院；从上海的淞沪会战，到南京的炼狱；从武汉的撤退，到重庆的轰炸。她讲得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但每个细节都刻着生死。
湖南口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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