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静静听着，偶尔插问一句，问题都切中要害：
“你在西班牙时，共和政府内部是不是分裂得很厉害？托派和斯大林派的斗争，对前线有多大影响？”
“南京安全区里，拉贝先生他们怎么协调的？日本军队对德国盟友的态度到底如何？”
“重庆那个间谍，最后怎么处理的？军统有没有顺藤摸瓜，挖出更大的网络？”
当刻律德菈讲到在黄河决堤后的愤怒时，老人叹了口气，烟灰掉在膝盖上，他随手拍掉：
“那是国民党当局的失误。战争残酷，但以水代兵不疏散百姓，是犯罪。我们八路军永远不会这样做——我们打仗是为了人民，怎么能害人民？”
刻律德菈点头：“所以我来了延安。我想看看，你们有什么不一样。”
“那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人们在劳动、在学习、在歌唱。虽然穷，虽然苦，但有希望。”刻律德菈顿了顿，“但也看到问题：武器简陋，物资匮乏，医疗条件差……这些都会影响战斗力。”
“你说得对。”老人笑了，笑容里有种坦然的自信，“我们穷，我们苦，但我们有一样东西国民党没有——人民的支持。你看，老百姓给我们送粮食，送情报，送儿子当兵。为什么？因为我们打鬼子，因为我们分田地，因为我们把老百姓当人看。”
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华北、华中、华南：“持久战，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我们现在在相持阶段，很艰苦，但曙光在前头。只要坚持下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刻律德菈被这种自信感染了。她想起西班牙共和军最后的日子，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绝望——军官酗酒，士兵逃亡，百姓冷漠。在这里，她感受不到绝望，只有坚韧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像黄土高原上的白杨树，根扎得深，风再大也吹不倒。
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临走时，湖南口音的老人说：“你完全可以写个自传嘛。你经历的这些，比小说还精彩。你比那些天天只知道吃喝的贵族，更像真正的贵族——精神上的贵族。”
刻律德菈笑了：“我只是个记者，记录者。”
“记录历史的人，也是创造历史的人。”老人送她到窑洞口，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在延安多看看，多走走。有什么困难，找周同志。我们欢迎一切真心抗日的朋友。”
走出窑洞，刻律德菈深吸一口气。黄土高原的晚风带着燥热，但她的心很清爽，像被泉水洗过。这次谈话没有空话套话，句句实在，切中要害。这个人不回避困难，不夸大成绩，而是冷静地分析、坚定地前行。这或许就是延安的魅力——务实、坚韧、充满信念。
几天后，刻律德菈在边区医院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熟人。
那天她去采访医疗队，听说有个加拿大医生在这里工作。走进简陋的手术室——其实就是个打扫干净的窑洞，地上铺着白布，用汽灯照明——她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诺尔曼！”刻律德菈脱口而出。
正在给伤员换药的白求恩抬起头，愣住了，随即露出笑容，眼角的皱纹像绽开的菊花：“刻律德菈？上帝啊，你怎么在这里？”
两人拥抱。在西班牙，刻律德菈手臂受伤，是白求恩为她做的手术。那时他还是国际纵队的医生，穿着沾满血污的白大褂，在炮火中抢救伤员，五十多岁的人有三十岁的精力。
“我从马德里离开后去了中国，你呢？”刻律德菈问。
“我回了加拿大，然后又来了这里。”白求恩擦了擦手，手上的皮肤粗糙皲裂，指甲缝里还有药渍，“去年到的延安，现在主要在晋察冀边区。这次回来是取药品和器械，明天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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