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坐在医院外的石凳上聊天。白求恩明显老了，头发花白，皱纹更深，背也有些驼，但眼睛里的火焰没有熄灭。他兴奋地讲述在根据地的工作：建立流动医院，培训赤脚医生，发明简便医疗器械——用竹片代替夹板，用煮沸的丝绸代替羊肠线。
“这里条件比西班牙还差。”白求恩说，“没有麻醉剂就用白酒，没有手术刀就用剃刀消毒，没有绷带就用开水煮过的旧布。但你知道吗？这些战士，这些老百姓，他们从不抱怨。有个小战士，子弹打在腿上，我给他取弹片，没有麻药，他就咬着木棍，一声不吭。取完弹片，他满头大汗，还笑着对我说：‘白大夫，下回我还能上战场不？’”
刻律德菈静静听着。她看到白求恩手上满是伤口和茧子——这不是医生的手，这是劳动者的手。在西班牙，他还是个绅士做派的医生，用镊子都戴手套；在这里，他直接用手掏弹片，用嘴吸脓血。
“你呢？”白求恩问，“在延安做什么？”
“采访，记录，也帮忙干点活。”刻律德菈说，“我学会了种土豆，养鸡，还差点学会了纺线——但线总是断。”
白求恩大笑，笑声爽朗：“你还是老样子，什么都想试试。”他顿了顿，认真地看着她，“在西班牙时我就想说：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女性。那些大男人处理伤口时鬼哭狼嚎，你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刻律德菈摇摇头：“你错了，诺尔曼。我也是表面坚强。在上海，我从废墟里救出一个孤儿，当天晚上在公寓里大哭了一场。在南京……那些画面到现在还会出现在噩梦里。战争结束后，我恐怕得老几十岁。”
“但你还在这里。”白求恩说，“还在战斗，还在帮助人。这就够了。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些人——你，我，所有从世界各地来中国的人——是在赎罪。”
“赎罪？”
“对，赎罪。”白求恩望向远方，黄土高原在夕阳下像金色的海洋，“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家，对日本侵略中国袖手旁观。英国卖军火给日本，美国卖石油，法国关闭滇越铁路……我们在西班牙失败了，现在中国是反法西斯最后的希望。如果我们不帮忙，我们就是帮凶。”
刻律德菈沉默了。她想起离开意大利时，法西斯报纸嘲笑她“背叛祖国”；想起在西班牙，国际纵队被西方民主国家抛弃；想起在上海，租界里的外国人对中国抗战冷眼旁观。白求恩说得对，他们是在赎罪，为整个西方的冷漠和短视赎罪。
这时，一个年轻的八路军副官走过来：“白大夫，药品清点完了，装了两大车。司令员说，明天天不亮就出发。”
白求恩站起来，拍拍刻律德菈的肩：“我要走了。如果你去晋察冀，记得来找我。我在那里建了一个‘模范医院’，虽然还是很简陋，但比这里强点。”
“保重，诺尔曼。”
“你也是。记住，活着，就是胜利。”
白求恩的背影消失在窑洞拐角，驼背，但步伐坚定。刻律德菈目送他离开，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敬佩，担忧，还有一种同路人的亲切感。在这个离故乡万里的黄土高原上，他们都是异乡人，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奋斗的异乡人。
第二天，刻律德菈随边区文化协会的同志去黄河边采风。同行的还有几个记者和作家，其中有个从武汉来的青年，瘦高个，戴眼镜，话不多，总是拿着本子在记什么。
“他叫光未然，诗人，词作家。”文化协会的老张介绍，“写了《五月的鲜花》《太行山上》，现在想创作一首关于黄河的大型作品。”
刻律德菈对《太行山上》有印象，在武汉时经常听到街头传唱。那首歌旋律激昂，歌词充满力量，她很喜欢。
一行人来到黄河边。正值汛期，黄河水浑黄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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