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手册，通过瓦西里分发到各部队。手册用俄语写成，标题是《雪地游击战要点》，署名是“一个曾在西班牙和中国作战的记者”。
与此同时，她继续履行记者职责。她去工厂采访，看到妇女和少年在机床前工作，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只有一碗稀汤和半块面包。她去医院采访，看到伤员挤满走廊，药品短缺，医生用烧红的刀给伤员截肢。她去学校采访，看到孩子们在防空洞里上课，老师用木炭在墙上写字。
十一月底，拉多加湖终于完全封冻。“生命之路”开通了，卡车车队在冰面上行驶，运送粮食和弹药，运出伤员和妇女儿童。刻律德菈随一支车队过湖，冰面在车轮下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远处德国飞机像秃鹫一样盘旋，随时可能俯冲扫射。
车队领头的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大胡子，叫米哈伊尔。他一边开车一边唱歌，歌声粗哑但有力：“嘿，宽阔的第聂伯河在咆哮**……”刻律德菈坐在副驾驶，怀里抱着一个发着高烧的小女孩——孩子的母亲在轰炸中死了，她要被送到后方孤儿院。
“你不怕吗？”刻律德菈问。指德国飞机。
米哈伊尔咧嘴笑了，露出缺了两颗门牙的嘴：“怕？怕就不来了。列宁格勒有三百万人在挨饿，我们怕了，他们怎么办？”
车队在冰面上行进了六个小时，中途遭遇两次空袭。米哈伊尔猛打方向盘，卡车在冰面上打滑，差点翻车。高射机枪向天空射击，一架德国飞机拖着黑烟坠入湖中。没有人欢呼，大家都太累了。
到达东岸时已是黄昏。刻律德菈把小女孩交给红十字会的护士，孩子烧得迷迷糊糊，但紧紧抓着她的手指不放。护士用力掰开，低声说：“愿上帝保佑你，也保佑这孩子。”
刻律德菈没有上帝可祈祷。她站在湖边，望着西岸列宁格勒的方向。城市笼罩在暮霭中，像一座巨大的坟墓，但坟墓里的人们还在呼吸，还在战斗。
十二月初，她被紧急召回莫斯科。瓦西里转达的命令含糊其辞：“上级需要您回去，有重要任务。”
离开列宁格勒那天，下着大雪。谢尔盖来送她，递给她一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拿着，路上吃。”
刻律德菈打开，是一块真正的黑麦面包，没有掺木屑。“这太珍贵了……”
“你教我们的战术，救了很多兄弟的命。”谢尔盖说，脸冻得通红，“这面包是我从口粮里省下来的。你要活着，继续写，让全世界知道列宁格勒没有投降。”
刻律德菈收下面包，也收下了这份沉甸甸的托付。
回到莫斯科，她才知道所谓“重要任务”是什么——监听。
内务部找到了她，一个叫安德烈的中校接待了她。办公室在卢比扬卡大楼深处，没有窗户，只有一盏台灯照亮堆满文件的办公桌。
“我们知道你在重庆为军统做过电讯分析。”安德烈开门见山，他是个秃顶的中年人，眼睛像两颗冰冷的玻璃珠，“我们需要你帮忙监听一些……特殊频率。”
刻律德菈警惕起来：“我是记者，不是间谍。”
“现在是战争时期，同志。”安德烈把“同志”这个词说得像威胁，“每个人都必须为祖国服务。你帮助我们，我们给你新闻线索，给你采访自由。很公平，不是吗？”
她没有选择。拒绝意味着被驱逐，甚至更糟。而且，她确实好奇——监听什么？谁的通讯？
答案是：德国、日本、意大利等轴心国使馆的无线电通讯。苏联早在战前就建立了庞大的监听网络，但破译能力有限。刻律德菈精通意大利语、德语，懂一些日语，更重要的是，她在重庆受过池步洲等人的指点，对密码分析有基本概念。
工作地点在莫斯科郊外一栋不起眼的别墅里。二十多台收音机调谐在不同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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