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军列满载坦克，中亚的集体农庄妇女在收棉花，甘肃的骡马队运送石油，四川的纤夫在长江岸边挣扎。
1942年4月初，她回到重庆。山城依旧笼罩在雾气中，但气氛明显不同了——不再是1940年那种“苦撑待变”的沉闷，而是焦灼、愤怒、无助。街上到处是标语：“保卫缅甸！”“打通滇缅路！”“援助远征军！”但更多的，是伤员——从缅甸撤下来的伤员，挤满了医院和临时救护站。
卖花女还在老地方。小姑娘长高了些，但更瘦了，脸颊凹陷，眼睛显得格外大。看见刻律德菈，她愣了一下，然后扑过来，死死抱住她的腰：
“姐姐！你回来了！我以为你……”
“以为我死在莫斯科了？”刻律德菈摸摸她的头，“还没那么容易。”
卖花女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姐姐，你要去缅甸，是不是？我听街坊说了，你是战地记者，要去最危险的地方。”
刻律德菈沉默。她确实要去。但不是作为记者，至少不完全是。缇宝给她的新任务之一，就是摸清缅甸战场的真实情况——日军兵力、英军动态、远征军士气，还有最重要的：那条穿越野人山的撤退路线，到底能不能走通。
“很危险。”卖花女的声音在颤抖，“隔壁张大叔的儿子去了，再没回来。李婶的女婿去了，只捎回一封信，说在野人山里，好多人都……”
“我知道。”刻律德菈蹲下身，平视小姑娘的眼睛，“但有人必须去。去告诉外面的人，那里在发生什么；去告诉上面的人，那里需要什么；去告诉死去的人，他们没有被忘记。”
卖花女咬着嘴唇，很久，才松开手，从篮子里拿出一朵最完整的白兰花，别在刻律德菈的衣襟上：“那你要回来。我每天给你留一朵花，等你回来，一起卖掉。”
刻律德菈眼眶一热，用力点头。
休整一周后，她出发了。同行的是几个外国记者——英国的托马斯坚持要去，他说“不能让中国人独自记录这场悲剧”；美国的罗伯特也来了，带着他的摄影机和成箱的胶片；还有苏联的伊万，塔斯社派他来“报道国际主义精神”。
他们先到昆明，再到保山。沿途所见，触目惊心：公路上挤满溃兵和难民，牛车、马车、挑夫、伤兵，混乱不堪。空气中弥漫着汗臭、血腥和绝望。不时有日本飞机掠过，俯冲扫射，人群像受惊的羊群般四散，留下几具尸体。
在保山，他们听说一支残兵从野人山撤出来了，正在南天门休整。带队的军官姓龙，是个团长——或者说，自称团长。因为他的部队建制已散，番号混乱，军部甚至不确定他是不是真正的团长。
“去看看。”刻律德菈说。她需要第一手资料，关于那条死亡之路，关于那些走出来的人。
南天门其实不是门，是怒江西岸的一个小山坳。几间破旧的木板房，一片泥泞的空地，就是全部。他们到达时，空地上坐着、躺着百余人，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身上带伤。有的在啃发霉的干粮，有的在包扎伤口，更多的是呆坐着，眼神空洞。
一个军官站在空地中央，正在说话。他个子不高，瘦得像竹竿，军装破烂不堪，但腰板挺直。脸上有泥污，有血痂，但眼睛很亮，像两点不肯熄灭的炭火。
“……咱们是从野人山爬出来的！爬了三十七天！饿死了一半，病死了一半，被日本人追着打死了一半！但咱们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咱们是中国人！中国人可以被打败，但不能被打垮！”
他的声音嘶哑，但有力。下面那些残兵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有了光。
“他是龙文章。”带他们来的当地向导低声说，“听说原来是川军团的一个连长，部队打散了，他就收拢残兵，冒充团长，带着大伙儿从缅甸撤回来。路上打了七
-->>(第3/5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