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五十箱。”写完他抬头看了何安一眼，“这是你的意思还是爹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爹的意思。”
何敏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何慎最后一个发言。抗战期间他带着新界游击队打出了名声，日本人投降后港英政府想把他的队伍收编为香港防卫团，给他一个少校军衔。他推掉了。“打完仗我就不拿枪了。安保部的事交给何安邦，他比我年轻十岁，枪法比我好。”
何安邦坐在角落里，左臂的旧伤疤被长袖盖住了。他今年五十一岁，守城守了三十多年，从广州守到香港，从十七岁守到五十一岁。他听到何慎的话抬起头想说什么，何慎抬手制止了他。
“不用推。安保部主任你不做谁做。”
何安邦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他只说了一个字：“好。”
但所有人都听出了这个字的分量。
何慧和何忆的何氏医馆在战后扩大了规模。港英政府把湾仔一栋被炸毁了一半的旧楼批给了她们——不要租金，条件是为低收入市民提供免费门诊。何慧在楼顶挂上了新招牌，还是何成局题的“何氏医馆”四个字，下面加了一行英文小字，是何静的手笔：Ho's Clinic, Since 1913。何忆说这个“Since 1913”写得像英国人的老字号。何静说本来就是老字号——何家三代人从广州到香港，做了五十多年医馆，不算老字号算什么。
何慧五十三岁，头发已经花白，但切药的刀工还是何家三代人里最好的，切出来的当归薄片能透光，厚薄均匀如一。何忆同年，针灸手法比年轻时更沉稳，金针入穴不再追求快，但每一针的深度和捻转幅度都恰到好处。两姐妹在走廊里擦肩而过时又拌了一句嘴——何慧说何忆的艾条烧得太烫浪费药材，何忆说何慧的甘草切得太厚药性出不来。何甘在旁边听着笑出了声，她四十六岁，何氏医馆的药房主任，彭幼楚传给她的药膳方子已经整理成了一本厚厚的手稿。何芳四十五岁，针灸副主任，脖子上还挂着母亲张颜留下的安神香囊。
何清在湾仔重新开起了茶室。她四十八岁，头发已经花白，但泡茶的手法还是跟十四岁时一样端正如仪。招牌还是当年刘惠珍留下的那块老匾，上面写着“清心茶舍”，旁边挂了一把刘惠珍用过的紫砂壶。何辩从新加坡回来了，他四十七岁，晒得黝黑，南洋资产全部保全。何安让他正式接任何静的贸易部主任，何静说我这把老骨头该歇歇了，何辩说你歇不了，你坐在家里也比我管得好。何静笑了笑，没有否认。
何慎和何安邦把安保部的战后编制重新整理了一遍。抗战期间安保队牺牲了二十三个弟兄，何慎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刻在坚尼地城码头的一块花岗岩石碑上。名字刻完那天何慎站在石碑前，把二十三双旧军靴整整齐齐码在碑座下面。何安邦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份新编的安保部人员名册——战时幸存的老弟兄还剩三十七人，加上新招募的年轻人，编制扩充到了六十人。何慎接过名册看了一眼，在最后一页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笔递给何安邦。
“以后你签。”
何安邦接过笔，在何慎的名字下面写下了“何安邦”三个字。他的字写得比年轻时工整了不少——陈秀兰教的。
何成局赤着脚站在太平山顶，俯瞰着这片正在重建的城市。巨臂码头的水泥墩子重新浇筑了，何念祖带着工人在工地上干了半年，码头上第一艘货轮重新靠岸。镇海号修好之后第一次试航，从港岛开到九龙湾只用了半个时辰。深水埗仓储区的屋顶重新铺了铁皮，何念月站在仓库门口对新来的搬运工人讲仓储规范。她四十二岁，短发齐耳，讲得跟当年何敏讲账目时一样条理清晰。
何氏医馆的免费门诊每天排长队，何甘和何芳从早忙到晚，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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