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广州何家老宅。

    何成局在桂花树下坐了一整个下午。树上的桂花已经谢了大半，剩下一簇蔫黄的花瓣挂在枝头，偶尔被风一吹，簌簌地落在他的肩头和膝盖上。他没有拂，只是坐着，手指摩挲着发髻上那根银簪，目光投向北方的天际。何国几次过来送茶，发现祖父面前的茶杯纹丝未动，茶水已经凉透了。这种情况只发生过寥寥数次——上一次是一九五〇年冬天，何国押船去朝鲜的那个晚上；再上一次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前夜。何国没有打扰祖父，只是把凉掉的茶换了新沏的，放在祖父手边，然后退了出去。

    他在等西北的消息。

    何成局当然不知道今天在罗布泊会发生什么，天人境的感知力再强也跨越不了整个中国——广州到罗布泊，将近四千公里，中间隔着千山万水。但他知道，如果那件事成功了，消息会在第一时间通过某种方式传到广州。何家为这件事出了一份力，虽然这份力必须烂在肚子里、带进坟墓里。

    他想起了何洋。何洋是何辩的幼子，与何国同父异母。何辩这辈子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几个儿子也大多平平，唯独这个幼子资质不同——聪明、沉稳、嘴严，从小被何成局带在身边亲自调教。一九四〇年代，何洋被派往旧金山，名义上是巨臂集团北美航运业务的负责人，实际上是何家安插在美国西海岸的一枚闲子。那时候何成局并不知道这枚闲子将来会派什么用场，但一百多年的阅历告诉他——多留一手，总比没有强。何洋也不问为什么，父亲让他去，他就去了。

    闲子一搁就是二十年。二十年间，何洋从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变成了年过半百的中年商人，在旧金山唐人街有体面的生意、正当的身份，跟当地华人商会、美国供货商、甚至几个不太重要的政府职员都保持着不咸不淡的交情。他隔几个月给广州写一封信，信的抬头永远是何辩——父亲在上，儿在旧金山一切安好——内容都是些家长里短、生意往来，平淡得像一杯凉白开。没有人会多看这样的信一眼。但何成局知道，何洋每年回国述职时私下汇报的东西，远比信上写的要多得多。

    真正启动何洋这颗闲子的，是一九六〇年的一封密函。密函上没有落款，只有一个印——何成局认得那个印。信的内容简明扼要：国家需要获取核武器关键技术资料，希望何老以民族大义为重，动用一切可用资源协助。何成局看完信，在书房的煤油灯上把信纸烧成了灰，然后对着窗外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知道这件事的风险有多大。何洋是他派出去的人，一旦暴露，何洋在旧金山经营了二十年的身份、事业、人脉全都会化为乌有，甚至连命都保不住。何辩已经走了四年了，何洋是他留在人间的儿子之一。如果何洋也出了事，他这辈子送走的儿孙又要多一个。

    但信上那四个字——“民族大义”——他拒绝不了。他活了一百六十一年，这四个字的分量比谁都清楚。虎门炮台上被炸碎的士兵、菜市口刑场上引颈就戮的君子、黄花岗上埋骨他乡的革命党，他们都是被这四个字召唤去的。何成局自认不是那种能喊口号的人，但到了关键时刻，他知道自己该站在哪边。

    他把何国叫进书房，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给你洋弟发一封电报，让他回来述职。”第二句：“从今天起，你不许问这件事的任何细节。我让你传什么话你就传什么话，让你送什么东西你就送什么东西。不是不信任你——是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

    何国没有问为什么，只是点了点头。他跟在祖父身边几十年，已经学会了一件事：祖父不说的，不问。

    何洋接到电报后从旧金山启程，在海上漂了将近一个月才到香港，再从香港转入广州。那一年他刚过五十二岁，两鬓微霜，但身姿挺拔，内劲三阶的修为让他看起来比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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