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试到第四块的时候就觉得不对，但又不敢确定，所以又试了三块——”
“老郑。”
“哎。”
“闭嘴。”
老郑闭嘴了。但他闭嘴之前还是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军师做的？军师的红烧肉平时不这样啊，是不是建国纪念日忙糊涂了……”
赵小刀没理他，把筷子搁在盘子上，转过身继续指挥搭彩棚。老吴头拄着船桨站在我旁边，独眼盯着赵小刀的靴子，看了好一会儿才说：“新靴子。她还真的穿了。”
“比上战场更重要的事。”我说。
“比上战场更重要的事。”老吴头重复了一遍，声音很轻。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个人。校场另一端的兵器架旁边，站着一个穿横海军军服的汉子，三十出头，中等个头，肩膀很宽，站在那里像一根钉在地上的木桩。他正抬头看着高台上指挥搭彩棚的赵小刀，风吹起他的袖子，露出左臂上一道从手腕拉到肘部的疤。
周千夫长。赵小刀的未婚夫。
他站得离高台有二十步远，既不靠近也不离开，就那么站着，双手背在身后，姿态像是在校场上听长官训话。但我注意到他的右手一直在动——手指在左手掌心反复画着什么，像是在默写什么东西，又像是在练习某个动作。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练修打火机的步骤：拆外壳、换火石、调滚轮、装回去。他在心里默练了三年，每一步都背得滚瓜烂熟，但他的手太粗了，指节上全是老茧和刀疤，真的拿起镊子的时候手会抖。他怕真的修的时候把打火机弄坏，所以每次站在校场上等赵小刀的时候，就在掌心里练——用指甲在皮肤上模拟每一个动作，练到指甲在掌心里磨出过一层又一层的死皮。
赵小刀从高台上跳下来，朝我走过来。新靴子在泥地上踩出深深浅浅的印子——左脚浅，右脚深，跛得比平时更明显。她在我面前站定，把打火机别在腰间的刀鞘旁边，抬起下巴看我，眼睛里亮晶晶的。
“军师，老郑说你做的红烧肉咸了。你是不是又放多了酱油？”
“酱油没放多，是盐放早了。”我看着她腰间的打火机，银色外壳上有一道新的划痕，看起来像是最近蹭的，“肉下锅之前要用温水泡半个时辰，把血水泡出来，不然怎么炖都腥。我跟你说过六遍了。”
“我记不住。”她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禁军统领，又不是伙头军。红烧肉的原理你当年没教我。”
“教了。你睡着了。”
“那是因为你讲得太无聊。”她笑了一下，然后笑容慢慢收起来，变成了另一种表情——不是严肃，是郑重。“军师，明天我成亲。你得上座。”
“上座是你家长辈坐的。”
“你就是我长辈。”她的语气不容置疑，像是在下军令，“我爹走得早，我弟也走了，东海港里跟我最亲的就是你和将军。将军要坐主位，你也得坐。你坐左边，老吴头坐右边。老郑不准坐——他要是坐上去能把一桌子红烧肉吃光。”
我看着她。十九岁那年我从倭寇手里把她捡回来的时候，她又黑又瘦，左脚的伤口化脓发了高烧，昏迷了三天，醒来第一句话是“刀呢”。那时候她叫我“先生”，后来跟着别人叫我“军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不再叫我军师了——在下属面前叫军师，私下里直呼其名的时候越来越多。但不管她怎么叫，我都知道在她心里，我的位置和四年前不一样了。四年前我是她的救命恩人，四年后我是她嘴里那个“教***原理讲到她睡着”的师父。
“行。”我说，“我坐左边。老郑坐小孩那桌。”
赵小刀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右边的虎牙，整个人看起来忽然年轻了好几岁。她今年二十三了，颧骨上有一道浅浅的疤——是前年追倭寇的时候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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