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六合。”
“老先生，这套改变了整个天下的规矩，是商鞅一个人写出来的，不是圣人定的。但它就是让秦国变强了。你说礼法万世不易——如果秦孝公当时也这么想，那秦国就永远是西陲蛮夷，永远被六国踩在脚底。”
孔固听完这番话，沉默了很久。
他当然知道商鞅，商鞅变法是周秦之际最大的一次礼法变革，他作为一个守了三千年礼法的老儒，对这段历史比陆悬鱼更加清楚。但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过商鞅。在他三千年抄写的礼法竹简上，商鞅一直是个反面典型——刻薄少恩，严刑峻法，以利诱民而非以礼化民，最终作法自毙。
他翻开竹简上关于商鞅的那一段，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商鞅者，秦之酷吏也。废井田，开阡陌，以军功爵诱民争战，弃礼义而任法术，刻薄少恩，身死法存。”
但他从来没有想过另一个问题——商鞅的法既然身死还能留存下来，而且让秦国从西陲蛮夷一路强大到统一六合，那就说明这套法本身是有生命力的。如果一个被旧儒们骂了千年的酷吏都能写出有生命力的法，那礼法还有什么脸面说自己“万世不易”？
“商鞅刻薄少恩。”孔固终于开口，声音比方才低沉了许多，没有了刚才那种不容辩驳的绝对权威，但依然带着一种顽固的坚守，“身死法存，然其法非礼也，乃术也。以术诱民，虽强一时，终不能久。秦二世而亡，便是术胜于礼之报应。”
他说这番话时，手指在玉案边缘轻轻敲了三下，每一下都像是在强调自己的立场。
陆悬鱼没有立刻反驳他。他点了点头，像是在承认孔固说得有一定道理——商鞅确实刻薄少恩，秦国确实二世而亡。但他随即话锋一转，用孔固自己的论据反问了回去。
“老先生说得对，秦二世而亡，是因为商鞅之法太苛太急，只讲术不讲礼。但老先生有没有想过——汉朝是怎么起来的？汉高祖入咸阳，把秦朝最苛刻的几条法令当场废除，约法三章，收拢了关中民心。约法三章，不是沿用秦朝的老规矩，也不是恢复周朝的旧礼，是当场改了规矩。改规矩就是变——老先生，你不是说礼法万世不易吗？如果万世不易，高祖为什么还要改？”
孔固的左手在书案边缘上微微收紧，指节发白，但紧握的手指在几息之后又缓缓松开了几分。
他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问题：在秦孝公和商鞅的问题上，他可以反驳，因为商鞅确实是儒家公认的反面教材。但在汉高祖的问题上，他反驳不了。汉高祖约法三章是历代儒者公认的仁政，是“以宽代苛、以简代繁”的典范。这确实是改了规矩，而且改得很好——好到连最守旧的儒者都不得不承认。
陆悬鱼用这个例子来论证规则当随世而变，从论据上完全站得住脚，从逻辑上也完美地衔接了他刚才关于商鞅变法的论述：商鞅变法让秦国强盛，但法太苛太急导致秦二世而亡；汉高祖吸取教训，约法三章，改掉了最苛刻的规矩，赢得了民心。同样是改规矩，商鞅改得太急，秦亡；高祖改得恰到好处，汉兴。所以关键不是该不该改规矩，而是怎么改、改成什么样。
他决定再往前走一步。这一步的跨度比前两个例子都要大——他要把论据从先秦拉回近在咫尺的历史，拉到一个连孔固都无法否认的、最近发生的史实面前。
“老先生，秦孝公和商鞅变法，汉高祖约法三章——这些都是几百年前上千年前的事了。你要说这些都是权宜之计，是应付乱世的非常之策，那晚辈就再举一个更近的例子。”
陆悬鱼说着，声音比方才更加沉稳，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棋盘上落子，不轻不重，刚好落在最要害的位置，“汉宣帝杂用王道霸道，汉室中兴。”
孔固听到这句话时，右手手指不由自主地微微一缩，食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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