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没看清楚的事物。
“这是一款来自山东烟台的葡萄酒，甜度低于波尔多的部分酒款，但酸度更为明亮清爽。此外，还有一款白兰地，爆发力强劲，层次分明，余香变化丰富，令人回味无穷。”
第二天的参观者多了一些。第三天，人流量明显增加了。一位穿着深灰色西装的美国人在尝过雷司令之后没有立刻离开，站在那里看了张振勋很久，然后伸手从衣袋里掏出一本薄薄的笔记本和一支短铅笔，低头快速写了几行字，写完后抬起头来端详了一下张振勋的侧脸：“先生，您不是单纯的商人，对吗？”张振勋正在擦拭一只用过的品酒杯，没有停手：“我是卖酒的。只是卖的方式和一般做买卖的方式不太一样。”
这位记者后来在《旧金山纪事报》上写了一篇短报道，标题是《中国来的老人》，文中有一段话后来被几家报纸转载：“他站在展台后面的样子不像一个商人在推销他的货品，更像一个传道士在布他的道——他在布一个关于‘中国制造’的道。他的英语带着很重的口音，可每一个字都像被量过尺寸才放出来的。你听完他的话之后会想：也许中国真的能酿出好酒。”
闭馆之后，张振勋沿着展馆的走廊往回走。经过日本馆时，看见门廊的柱头处已经挂上了一盏纸灯。他站了片刻，看那盏灯笼在晚风里轻轻摇晃。他想起很久以前看过的一篇报道，内容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有一个词反复出现：“日本制造”。那时候他看完之后合上报纸，心里想的是：“迟早有一天，这个位置会换成‘中国制造’。”他没有想到，这一天是在旧金山到来的，以一杯酒的形式。他转身沿着走廊继续往前走，脚步声落在木地板上，在空旷的展馆中发出一连串均匀的、持续的回响。
品酒会的邀请函是在开幕后第四天送到中国馆的。
送函的是一个穿制服的组委会工作人员，带着白手套，递过来一只象牙色的信封，封面印着烫金的花体字：“Palace of Fine Arts · Wine Tasting Reception · April 17th”。张振勋接过来拆开，里面是一张正式的请柬，上面列出了受邀参展商的名字。他从上往下扫了一遍，没有找到中国馆的名字。他把请柬翻到背面，又看了一遍，还是没有。
“先生，”他叫住了那个送函的工作人员，“这份请柬上为什么没有中国馆？”
那人回过头来，脸上带着一种机械的、被训练出来的歉意。“抱歉，先生。这次品酒会的场地有限，组委会优先安排了已有国际声誉的产区……”
“我明白了。”张振勋把请柬折好，放回信封里，没有还给那人，“你是送信的，我不为难你。请替我转告组委会——明天上午，我去拜访。”
第二天上午，张振勋走进了组委会设在艺术宫二楼的办公室。他没有拿任何文件，也没有带翻译，只是一个人推门走了进去，在门口站定。
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两男一女，穿着西装，面前摊着文件和地图。他们看见一个穿长袍的华人走进来，其中一位年长的男性站了起来：“您是？”
“我叫张振勋，中国馆的参展商。”他没有走进房间里面，只是站在门边，“我来问一件事：明天的品酒会，为什么中国馆的葡萄酒不在邀请名单上？”
年长的那位似乎早有预料，清了清嗓子：“张先生，这是一个由资深酒评人组成的小型品鉴活动，场地有限，受邀者需要提供至少十年的获奖记录——”
“我的酒在烟台已经酿了二十多年。”张振勋的声音不高，也没有加快，“今天它们被运来旧金山，放在中国馆的展台上——它们的品质对得起这间展厅里的任何一位品鉴者。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值得获奖，可它们值得被倒进杯子里。这就是我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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