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岗的卫兵换上了北伐军的灰布军装。他被引到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军用地图，桌上摆着一排电话机，一个身着戎装、留着短髭的中年男人正背对着门口看地图。听见脚步声，那人转过身来，目光如电，嘴角带着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
“沈师长，久仰了。”总司令的声音不高，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威压，“你的部队在武昌打得不错，忠勇可嘉。但我听说——你们这一路从四川走到南京，一路招兵买马，扩充了不少人？”
沈砚之心中一凛，面上却不动声色：“总司令明鉴。职部从四川出发时两千人，武昌一役伤亡过半，如今不足八百，名册已呈报参谋处，无一虚报。”
总司令笑了笑，抬手示意他坐下：“不必紧张。我今天叫你来，是想听听你对眼下战局的看法。坐。”
沈砚之没有立刻开口。他走到地图前，目光从长江上游一路扫到下游，然后在南京的位置停住。沉默了片刻，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总司令的笑容微微凝固了一瞬。
“总司令，我只有一句话——打下南京容易，守住南京难。”
办公室里安静了片刻，只听见窗外操场上新兵训练的喊杀声和电话机偶尔响起的铃声。总司令拿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目光重新落在这个风尘仆仆的将领身上。他注意到沈砚之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不太熟悉的东西——那东西在蔡锷身上有过，在黄兴身上也有过，是他们那一代革命党人独有的：明知道守不住，还是会去守。
沈砚之指着地图上南京周围的几处标注，声音平稳却掷地有声：“南京是长江门户，孙传芳虽退，但江北仍有张宗昌的十万直鲁军虎视眈眈。我们若只据城而守，不出三月必陷重围。唯有打过江北，拿下蚌埠，控制津浦路，才能把南京变成北伐的前进基地，而非困守的孤城。”
总司令沉吟良久，忽然问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沈师长，你在日本留过学？”
“没有。卑职是在山海关跟洋人学的。”
“山海关？”总司令微微挑眉。
沈砚之平静地看着他，目光坦荡而镇定：“宣统三年，家父在山海关率乡勇起事，光复关城。我那年十六岁，扛着一杆土枪跟着父亲冲城门。后来父亲战死，部队被打散，我带着三十多个弟兄一路南下，投了程振邦的新军。再后来——跟着蔡松坡入滇，打护国，打护法，打到现在。”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淡，像是在复述一桩与自己无关的旧事。但办公室里的空气却忽然变得沉重起来。总司令看着他，目光里多了一层复杂的意味——有惊讶，有审视，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敬意。他终于明白这个看上去貌不惊人的杂牌军师长为什么能在枪林弹雨里活到今天，因为他从十六岁起，就在枪林弹雨里活着。
“何参谋，”总司令忽然开口，语气已经不再是刚才那副居高临下的调子，“沈师长的军需，今天之内必须到位。少一顶帐篷，我拿你是问。”
何志远在门口应了一声“是”，脸上的表情有些微妙——他大概没想到这场召见会是这个走向。沈砚之站起来，朝总司令敬了个礼。转身走到门口时，总司令忽然又叫住了他。
“沈师长。”
“卑职在。”
“你刚才说，令尊战死在山海关。他叫什么名字？”
沈砚之站在门口，逆着光，看不清脸上的表情，但声音很稳，稳得像是山海关的城砖，被炮火轰过，被风雪侵蚀过，却还稳稳地嵌在城墙里：“家父沈云阶，生前是山海关绿营把总。辛亥年十月，率三千乡勇举义，光复关城。当月十七日，阵亡于九门口。”
总司令沉默了许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沈砚之面前，破例伸出手来，握住了他的手。总司令的手干燥而有力，掌心有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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