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信纸折成第十七只纸鹤，翅膀歪得更厉害，像一只瘸了腿的鸟。他把这只纸鹤放在第十六只旁边，两只纸鹤并排搁在树根上，染血的翅膀挨着染血的信纸，像两个残缺的东西在互相依靠。

    接下来的日子像被抽掉了筋骨，软塌塌地往前拖。南庄每天去坡上一次，有时候两次。他给树根浇水，不是因为树需要，是他需要有个理由去那儿坐着。他坐在树根上，靠着树干，读那些信，看那些花，听风从枝头刮过去的声响。

    邻居来过一次，隔着院墙喊他吃饭。他应了一声，没去。邻居又喊，说一个人在家别闷着。他说知道了。邻居叹了口气，没再喊。

    他不是闷。他是怕走了之后再回来，树就不认他了。这想法荒谬，但他就是这么想的。好像他和那棵树之间签了一份契约，他得守着，天天来，树才肯替陆野活着。

    五月二十。夜里下了雨。不是那种哗啦啦的大雨，是那种细细的、绵密的、能下整夜的雨。南庄躺在床上听雨声，听着听着忽然坐起来。他披上褂子，推开门冲进雨里。

    雨水打在脸上，凉的，顺着皱纹往脖子里灌。他不管。他跑到坡上，跑到那棵老树前。雨夜里什么都看不清，但他能摸到。树根旁那两只纸鹤还在吗。信纸还在吗。他蹲下去，双手在泥水里摸索。摸到了。纸鹤泡软了，信纸烂了，墨迹被雨水冲成一滩滩模糊的蓝黑色。他捧着那一摊烂泥一样的纸浆，手指在发抖。

    “没事。“他对着树说，“没事。记在根里了。冲不走的。“

    雨下了三天。南庄淋了三天。不是一直在淋，是他每天都去坡上坐着，坐在雨里，靠着那棵树，任雨水从头发上流下来，顺着脊背往下淌。第四天雨停的时候，邻居家的小孩跑过来，看见他坐在坡上，叫了他一声。他转过头，小孩吓了一跳，说你脸上全是泥。

    他摸了摸脸。确实是泥。雨水混着泥土溅在脸上，干了，结成一层薄壳。他没擦。他看着坡下的院子，看着那个门槛，看着门槛上那片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的水渍。

    他站起来，走回屋子。镜子里的人他差点认不出来。头发全湿着贴在头皮上，脸上沟壑里填满了泥，眼睛陷在眼窝里，像两个干涸的井。但他左手的手指是灵活的。他抬起手，用食指和中指碰了碰镜面里自己的脸。碰到了那道从二十七年前留下的疤。镜子里的手指也在碰他。两个南庄隔着一层玻璃互相看着。一个六十四岁，一个永远三十二岁。

    六月来了。花椒花谢了。枝头开始结出绿色的小果，一粒一粒的，硬邦邦的，像没成熟的希望。南庄的左手恢复得差不多了。他能握锤子了，能劈柴了，虽然力道不如从前，但能用。他开始收拾院子里的柴垛，把陆野生前劈了一半的柴禾重新码齐。码到最底下的时候，他发现了一截木头。是陆野刻剩下的边角料，巴掌大，上面有刀痕，刻的是一个鸟的翅膀，只刻了一半，羽毛的纹理走到中途断了。

    南庄拿着那截木头看了很久。他想起陆野刚来的第二年，能一口气刻完一整只飞鸟的羽毛。那时候他的手是灵活的，眼睛是亮的，腰是直的。现在那只翅膀永远停在了一半的地方。

    他把木头收进屋里，搁在炕桌上，搁在那十六封半的信旁边。搁在那根白发旁边。搁在那枚铜扣旁边。

    七月。暑气上来了。南庄开始咳。不是陆野那种带血的咳，是干咳，嗓子里像卡了根鱼刺，痒的，呛的。他知道怎么回事。医院说过他的肺也不好，只是没陆野那么严重。他没去查。没必要了。

    八月的一天，他正在灶台前坐着剥蒜，左手拇指忽然痉挛了一下。不是那种电击般的痛，是一种极细的、从骨头深处传来的震颤。他放下蒜瓣，摊开手掌看。掌心里那道旧疤泛着淡白色的光，像一条缝合线正在被谁从内部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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