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滩涂不好，现在觉得它好了”。
回答不了的问题，他们就一起想答案。有时候想出点什么，大多数时候想不出来。但杨晓东觉得，想不出来的过程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它让邱玉林的眼睛里重新有了思考的光芒，那种光芒在五金店的柜台后面是看不到的。
王海涛有时候会来滩涂找杨晓东。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站在海堤上往下看，看到杨晓东正拿着课本给邱玉林念课文，邱玉林坐在石头上，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在做笔记——那个本子是杨晓东从学校里多买的一本练习册，他在第一页写上“邱玉林的笔记本”几个字，下面是邱玉林自己歪歪扭扭抄写的生字。
王海涛站在海堤上看了半天，然后转身走了。后来他对杨晓东说：“我以为你们在谈恋爱。”
“我们是在谈。”杨晓东说。
“谈恋爱的人不会给对方讲语文课。”
杨晓东想了想。“我们不一样。”
“你们确实不一样，”王海涛说，“但是——晓东，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会更让她离不开你？”
杨晓东愣住了。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他教邱玉林认字、念课文、讲历史地理，是希望她能学到东西，能离她梦想中的厦门更近一点——哪怕只是精神上更近一点。但如果这一切最终都留不住呢？
“我没有想那么多。”他诚实地说。
“你最好想一下，”王海涛说，语气难得地认真，“你教她越多，她就越依赖你。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你们不能见面了，她会更难受。比以前更难受。”
杨晓东沉默了很久。王海涛说的话像一根针，扎在他一直没有认真思考的问题上——他在给邱玉林打开一扇窗，但如果这扇窗迟早要关上，打开它是不是反而更残忍？
但他想到邱玉林昨天在石头上写字的模样——她握笔的姿势不太对，用力太大了，笔尖把练习本的纸戳破了好几个洞。但她写出来的字一个比一个好，最后一个“海”字，三点水旁写得像模像样。她写完抬头看杨晓东，眼睛亮得像被阳光照到的滩涂水洼。
“你看我写得好不好？”她问。
“好。”杨晓东说。
“比刚才那个好？”
“好多了。”
邱玉林高兴得笑了。那个笑容和她说“我没有前途”时的表情判若两人。那个笑容里有光，有希望，有一种被知识点亮的东西。
如果打开一扇窗是残忍的，那连窗都不给她开，是不是更残忍？
杨晓东想不出答案。
寒假过得很快。
春节前的那几天，邱玉林几乎出不来。五金店年前是最忙的时候——东埔村的渔民们要在年前把家里修修补补的活儿全部干完，买螺丝的、买电线的、买灯泡的、买胶水的，络绎不绝。邱玉林和父亲从早忙到晚，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她托一个来店里买东西的东埔村大婶带了一句话给杨晓东：“年前这几天可能都出不来了，正月再找时间。”
那个大婶是东埔村的人，认识杨晓东。她来杨晓东家敲门的时候，杨晓东正在院子里劈柴。大婶把一个塑料袋塞给他，说：“阿琳让我带给你的。她说她这几天忙，让你别去滩涂上等了，正月再说。”说完她看了杨晓东一眼，目光里有一种“我知道你们在搞什么”的意思，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笑着摇了摇头，转身走了。
杨晓东打开塑料袋，里面是一小袋芋头糕，还冒着微微的热气。邱玉林大概是在厨房里偷空做的，然后托刚好来店里买东西的邻居捎过来的。芋头糕切成整整齐齐的小方块，每一块上都撒了白芝麻。他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很甜，很糯，是邱玉林一贯的水平。
“谁送的？”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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