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一样传播。镇上的人在传递一个被扭曲了无数遍的版本：杨家的儿子拐跑了邱家的女儿。这句话从一个酒桌传到另一个酒桌，从榕树下传到码头边，每传一次就多一分恶意。有人说杨晓东天天在海堤上堵邱玉林，有人说杨晓东晚上不回家在镇上鬼混，有人说杨晓东在学校里跟邱尚杰打架，更有人说看到邱玉林从杨家出来。杨晓东在台球室打工的事也被人知道了，被说成是“为了讨好邱玉林”——虽然不是全错，但那个语境里的“讨好”带着一种恶意的猥琐暗示。
这些事情，杨晓东不知道。邱玉林也不知道。
他们只是在石头上坐着，手牵着手，看着潮水慢慢涨上来。
太阳沉入海平线以下，天边的云被烧成了深红色，又渐渐变成了灰紫色。滩涂上的水洼倒映着天空的颜色，像地面上碎了一地的彩色玻璃。第一颗星星出现在东边的天空中，微弱地闪烁着。
“我得回去了，”邱玉林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沙子，“今天我爸让我早点回去，说晚上要谈点事情。不知道是什么事。”
“也许是好事。”杨晓东说。
“也许。”邱玉林把保温杯收回布袋子里，把布袋子拎起来挂在肩膀上。她看着杨晓东，“明天——明天我不一定能出来。如果出不来，我打电话给你妹妹。”
“好。”
邱玉林转身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她没有回头，只是站在原地，背对着杨晓东。
“杨晓东。”
“嗯？”
“不管发生什么，”她说，“记住今天。”
“今天怎么了？”
“今天，”邱玉林转过头，夕阳最后的余晖落在她的侧脸上，把她的轮廓镀成了一层薄金，“是我第一次觉得，我爸也许会同意我去读书。是我第一次觉得，也许我真的能去厦门。是我第一次觉得——”她深吸了一口气，把话说完，“好事也会轮到我。”
然后她转身走了。她往西走，夕阳在她前方渐渐沉没。杨晓东站在石头上，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暮色中。
那天晚上，杨晓东回到家的时候，发现父亲坐在院子里的塑料凳子上等他。
院子里的灯没开，只有厨房窗户里漏出来的一点光，在父亲脸上画出深浅不一的阴影。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堆了好几个烟头。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的味道，和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海浪声混在一起。
“爸。”杨晓东站在院子门口，感觉到气氛不太对。父亲很少在这个时候还坐在院子里——平时他早就累得躺在床上打呼噜了。
“坐下。”父亲指了指旁边的凳子。
杨晓东走过去坐下。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新拆的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他打了三次打火机才点着——不是因为风，而是因为他的手在发抖。杨晓东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手发抖。那双扛了一辈子水泥的手，从来没有抖过。
“今天码头上有个人跟我说了一些话，”父亲说，烟雾从他嘴里慢慢吐出来，在昏暗的灯光下缓缓上升，“说你跟邱家那个辍学的女儿在一起。”
杨晓东没有说话。他知道这一刻迟早要来。从他和邱玉林在海堤上相遇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东埔太小了。秘密装不下。
“是不是真的？”父亲问。
“是。”
父亲猛吸了一口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亮了一下，然后暗下去。他把烟夹在手指间，看着地上自己的影子。
“邱家在村里有头有脸。她爸在镇上开店开了二十年。她舅舅在村委。我们是什么？我是扛水泥的，你妈是踩缝纫机的。”父亲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带着分量，“你觉得他们会让你跟她在一起？”
“我没想那么多。”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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