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武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他转过身，抓起挂在床头柜上的军大衣，然后看向孔庆山。
“爸。电话通了。我去接。可能是妈。“
孔庆山的眼睛亮了一下。他放下手里的苹果，坐直了身体，像一名士兵听到了集合号。
“去。“他说，“告诉她——告诉她我活着。我回来了。我很快回去。“
孔武点了点头，转身冲出病房，冲下三楼，冲过走廊，冲出住院部的大门，冲进冬天的阳光里。扎西顿珠在后面跟着跑，两个人的脚步声在医院的院子里回荡，像两声鼓点，像两声心跳，像三十二年的等待终于踩到了终点线。
邮电局离医院不远，走路十分钟。但孔武跑了五分钟就到了，一路上超过了三个骑自行车的人、两头驴车、一群放学的孩子，像一头从战场上冲回来的信使，带着全连人的命在跑。
邮电局的营业员看到他冲进来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反应过来了，从柜台下面拿出那张红色的挂号单，对着孔武晃了晃。
“通了！山东临沂的线路修好了！快进来！“
孔武跟着她走进柜台后面的小房间。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部黑色的拨盘电话——那种老式的旋转拨号电话，拨盘上的数字已经磨得发白了，听筒很重，像一块砖头。营业员把听筒递给他，然后退了出去，带上了门。
房间里安静了。只有电话线里传来的那种微弱的电流声——“滋滋“的，像远处的海浪，像风吹过电线的声音，像三十二年里每一个深夜母亲在电话旁等电话时听到的那种声音。
孔武把听筒贴在耳朵上。他的手在抖，抖得很厉害，像得了帕金森，像得了疟疾，像得了三十二年的相思病突然发作了。他用两只手捧着听筒，像捧着一颗心脏，然后他听到了——
“嘟——嘟——嘟——“
三声忙音。线路通了，但没人接。
他的心沉了下去。母亲不在家？出去了？还是——
“嘟——“
第四声还没响完，听筒里传来了一个声音。
一个女人的声音。苍老的、沙哑的、带着山东口音的、三十二年来他每天晚上在梦里听到的声音——
“喂？“
孔武的喉咙堵住了。他想叫“妈“，但叫不出来，因为他的声带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像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吐不出来，只能发出一声含糊的、像动物一样的呜咽。
“喂？谁啊？“母亲的声音又响了，带着一点不耐烦，像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等了很久终于响了，“是邮电局吗？还是谁？说话啊？“
“妈。“孔武终于叫出来了。声音哑得不像他自己的，像另一个人的声音，像他父亲的声音，像他爷爷的声音，像他家三代男人的声音叠在一起，从三十二年的深处挤出来，挤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的一个中午，挤到一根电话线里，挤到山东临沂费县的一间平房里，挤到他母亲林秀芝的耳朵里。
电话那头沉默了。
不是一两秒的沉默。是那种漫长的、像整个世界都静止了的沉默。孔武能听到听筒里自己的心跳声，能听到电话线里的电流声，能听到远处邮电局外面街上自行车铃铛的声音，但他听不到母亲的声音。三秒钟。五秒钟。十秒钟。
然后——
“武子？“
母亲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害怕的发抖，不是生气的发抖，而是一种压抑了三十二年的、从骨头缝里挤出来的、带着血和泪和不敢相信的发抖。
“是我。“孔武说，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流，流到嘴角，流到下巴，滴在邮电局的木头地板上，像三十二年的雨终于下了下来，“妈。是我。我回来了。“
“你——你活着？“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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