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

    长途汽车站的第二班车进站了。车身上刷着“叶城—拉萨“几个字，比喀什那趟车大一号，是那种带卧铺的客车，车身是蓝白相间的颜色，在晨光中像一条搁浅在沙漠里的鲸鱼。沈棠提着包袱，朝车子走去。走到踏板前，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孔武站在站台上，晨光从他身后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根黑色的柱子，从站台一直延伸到车轮底下。他站在那里，像一座灯塔，像一棵大树，像一个六十年后会回来的人。

    沈棠上了车。她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包袱放在腿上，然后隔着玻璃窗朝外面看。孔武站在原地，朝她挥了挥手。她也挥了挥手，然后车子发动了，缓缓驶出车站，驶入晨光里，驶向东方，驶向拉萨，驶向布达拉宫，驶向六十年后的约定。

    孔武站在站台上，看着车子消失在街道的尽头。晨光已经完全铺开了，天空变成了蓝色，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像一个巨大的、金色的盘子，把整个叶城都照成了金色。远处的白杨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光秃秃的树枝像一千只金色的手在挥舞，像在说再见，像在说保重，像在说六十年后见。

    孔庆山在医院里住了十四天。

    十四天里，孔武没有离开过医院。他睡在病房里的那张陪护床上——一张用钢管焊的折叠床，床垫薄得像一张纸，躺在上面能感觉到钢管硌着后背，但他不在乎，因为他三十二年里第一次睡在父亲旁边，隔着一张病床的距离，听着父亲的呼吸声，听着父亲翻身时床板的吱呀声，听着父亲半夜咳嗽时那种从肺里挤出来的声音——每一声都像一根针扎在他心上，但每一声也都像一根线，把他和父亲缝在了一起，缝在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的叶城，缝在了一张病房的病床上，缝在了回家的路上。

    大夫说孔庆山的病情比预想的稳定。肝纤维化没有继续恶化，肺部钙化点没有扩大，电解质在输液和饮食调整之后慢慢恢复了平衡，心率不齐在药物控制下有所改善。但这些都是“控制“，不是“治愈“。三十二年的封印生活给他的身体留下了不可逆的损伤，像一座被水泡了三十二年的房子，墙皮掉了，木头烂了，地基松了，能修，但修不回原来的样子。

    “你能出院了。“第十四天上午，老大夫拿着检查报告走进病房，把报告摊在床头柜上，“但有三个条件。第一，绝对不能劳累。不能爬山，不能负重，不能长途跋涉。第二，饮食要严格控制——低盐、低蛋白、高碳水，不能吃油腻的东西，不能喝酒，不能抽烟。第三，每个月复查一次，半年后看情况调整。“

    孔庆山躺在床上，听完之后点了点头。

    “能走吗？“他问。

    “能走。“大夫说，“但不能走远。从病房走到大门口可以。从大门口走到汽车站——“他看了一眼孔武，“有人扶着就行。“

    孔武站在旁边，手里拿着那三颗黑色的昆仑石。石头在他手心里暖暖的，像三个小小的心脏在跳动。

    “我们明天走。“他说，“买汽车票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坐火车到郑州，郑州转车到山东。路上慢一点，一天走一段，不赶。“

    大夫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孔庆山，然后叹了一口气，像在叹一座被水泡了三十二年的房子终于有人来修了。

    “走吧。“他说，“回去见你老婆。她等了你三十二年。你不能再让她等了。“

    从叶城到乌鲁木齐的汽车票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号。

    早上八点发车，全程一千多公里，要走三天两夜。车子是那种老式的长途客车，没有空调，冬天靠车窗缝里漏进来的阳光取暖，晚上靠乘客的体温互相焐着。座位是硬塑料的，坐一个小时屁股就麻了，坐三个小时腰就断了，坐一天下来整个人像被卡车碾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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