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还得洗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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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召唤我去他办公室，进门时正遇到章老师出来，她没错身，肩膀硬硬的撞了我一下，太不会做人了，不怕我下次翻译时给你偷工减料吗？
总干事问起给捐赠人反馈的情况，我说已经按照Lisa小姐的邮箱地址发了过去，但是她没有回复。
“没有给罗先生发吗？”
“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哦，”他想起来了，“这样，你把邮件转发一份给我，我亲自给他发。”
我心说，最好不过。
“还有，”他递过来一份厚厚的资料，“过几天的慈善论坛你去，咱们争取到了分会场的发言，你去准备一下。”
我很高兴，终于心想事成了，原来章老师的不满在这，不过还是谦虚了一番。
“按说应该是章老师去，可是到了那里她不会粤语，不能再出一个名额陪着，你有语言特长，咱们这次的发言要争取效果最大化，你好好准备。”
我知道这是钱用在刀刃上，参会的费用不低，不能像公款消费能去的都去。去年章老师参加了在澳门的论坛，回来时抱怨发言的人很多不讲普通话，通篇粤语，听得人一头雾水，只能靠着大屏幕上的投影自己领悟。私下里很多北方的慈善组织都怨声载道，有什么办法呢，在那里举行本身就带着地域特色。中国太大，有些西北过去的组织连普通话都不利落，别说粤语了。这门语言说起来，跟外语真的区别不大。这次机构争取到发言的机会不能不考虑到大会的特殊背景，由我做代表，总干事的决定很英明。
当初投简历时，因为语言的优势没有费劲得到了这份工作。小茗说，总干事赚大了，如此便宜的工资雇到一个英语、粤语、川语外加普通话的员工，他睡觉也得笑醒了。我没告诉小茗，我还会湖北和湖南话，当然是骂人那几句。在姑姑的工厂里，四川人最多，其次是湖南人，语言环境很优越，不用学，他们聊天时往你耳朵里钻。
说实话我不是多敬业的人，对开会的事没兴趣，与总干事和章老师比起来，很吊儿郎当。去香港于我来说，不过是借着出公差完成自己的私事而已。章老师犯不着拿我当敌人，就算她踩着我肩膀上，还要感谢她瞧得起安可呢。
收拾完行李，给我爸打电话说要去出差，他还是嘱咐那套内容，吃住行，却很少问去哪，只是关心乘什么交通工具，知道是火车就踏实些，是飞机就紧张。他不喜欢坐飞机，去几内亚援外时坐怕了，他说那飞机象相声里说的，除了铃不响其它哪都响。我没好意思说，您那是八十年代，老抱着旧黄历的事干吗。
我问：“我妈呢？”
“洗碗呢，你找她？”
“不找，问问。”放下电话，我将自己的工服塞到箱子里，替换出一套休闲裙，大会发言有个庄重干练的形象比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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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前去会务组报到，很多人还没来，他们有地域优势可以明天上午过来，与我一起签到的都是北方和西北的组织。周围很多人抱怨到了这里热，穿的衣服太厚，完全没料到暖和成这样。中国的地域广阔，整个是衬衫与棉服共舞，皮靴与凉鞋相伴。
我被安排在四楼，是与会务组交涉半天才达成的，工作人员说幸亏你来的早，不然明天早晨忙起来，哪有时间让你挑楼层。
同屋是个从成都过来的小姑娘，第一次来香港，兴奋到了亢奋的程度，逮谁对谁笑。人在激动时会不由自主说母语，自己发现不了，她拉着箱子与我叽呱半天，才醒过味来，“我怎么跟你说四川话了，你听的懂？”
我带着她去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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