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先父遗愿抱怨不满，都是耻辱罪恶。

    新帝雍正爱法律、重公益，超过父王。帝王之中无人比他更不遗余力地鼓励农事。他对这一于国民生计不可缺少的百艺之首亟为重视。各省农民被所在州、县长官评选为最勤劳、能干、孝悌者，甚至可以封为八品官。农民为官，并不需为此放弃他已卓有成效的农事耕作，转而从事他并不了解的刑名钱谷。农民有权在省总督衙门中就座，并与总督大人同餐共膳。农民的名字用金字书写在大堂之上。据说，这一与我国风俗相去甚远，并可能对我国风俗进行谴责的规矩仍然沿用至今。

    雍正降旨，帝国各地处理重罪案件，未呈皇上本人亲览（甚至需呈上三次），不得对人犯处以亟刑。颁布这一敕令理由有二。两者均与敕令同样可敬。其一为：不得视人命如草芥。其二为：君王对百姓须爱民如子。皇上下令各省修建贮粮大仓。粮务管理需量入为出，既不得增加百姓负担，又应永防荒欠饥馑。各省上演新戏，以表万众腾欢狂喜之情。各地修建碑坊以谢皇恩浩荡。雍正降旨劝阻此类有违他所倡导的节约原则的演出，并禁止为他修建碑坊。皇上下诏百官称：“朕加惠黎庶，非为虚誉，实乃欲万民乐生，与日俱进，各忠职守。朕准建之碑坊仅此无他。”

    以上所述乃是这位君主的为人操守。

    但不幸的是，下令取缔基督教的也正是这位皇帝。

    还有洗桐女史所说伏尔泰写的一部小说《耶稣会教士自中国被逐记》，这是一篇讽刺小说。

    我不知道大家对伏尔泰有多少认识，他对教皇神权的态度又了解多少。但是这本书中四四很可爱！！！

    除了伏尔泰外，连俄国女沙皇都崇拜雍正

    以下是从网上复制过来的。

    雍正皇帝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三年（公元1723—1736年），雍正死后三十五年，他的遗诏被俄国人士看中，由早期汉学家列昂季耶夫译成俄文，发表在诺维科夫创办的讽刺杂志《爱说闲话的人》1770年7月出版的第二期上，题为《中国汗雍正给儿子的遗嘱》。过了两年，即1772年，列昂季耶夫编成他的中国译文集出版，书名为《中国的思想》，再次收入了那篇“传子遗诏”，从而使该文继续流传，广为知晓。雍正的那篇文字原题为《雍正遗诏》，见于《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九，页二十至二十四。是雍正皇帝对继承者乾隆等人的遗嘱，作于

    1735年。雍正对弘历（乾隆）说“朝乾夕惕、励精图治”，期望未来的乾隆皇帝能够“勤求治理，抚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祗敬……大法小廉，万民乐之”。这也是当时俄国人期望于“明君”的最高理想。当时恰值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当政（公元1762—1796年）。女皇即位之初，便作出姿态接受“启蒙思想”的指导，标榜“开明君主”制度，提倡文学创作自由，编辑出版杂志，并亲自执笔，在俄国社会煽起了颇为强劲的启蒙主义思潮。杂志主编诺维科夫正是启蒙主义的代表作家，他把雍正对皇太子们的遗嘱当作“开明君主”的原则来宣传。

    但俄国的现实又与女皇的宣告相去甚远。叶卡捷琳娜二世为标榜自己的“德政”，写信告诉伏尔泰，说在俄国农民如果想吃鸡就可以随意吃到。而现实是农民在大批破产和死亡。诺维科夫办讽刺杂志宗旨是揭露讽刺具体的社会丑恶。但是雍正的遗诏中并无讽刺的话语可以引用，相反，倒是有他描述的君主正气：“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显然，雍正在俄国人士的心目中，又是一位理想的君主。

    他们还把雍正治理下的大清帝国，当作理想的国度。这从杂志的编排便可看得出来，放在刊头的是雍正的话，摆明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在刊末却特意登出了启蒙主义作家冯·维辛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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