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沉没了，敌人的护航运输队继续西行，U—68艇的人员飘浮在海面上，敌人的一艘护航驱逐舰把他们从水中捞了上来。就这样，邓尼茨结束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航行活动。但最后一夜的战斗使邓尼茨懂得了这样一个原则：潜艇在夜暗的掩护下从水面对护航运输队实施攻击是大有成功希望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德国潜艇战曾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但自从1917年英国采用护航运输队的编队方法之后，潜艇战便失去了其决定性的作用。德国潜艇单艘地在海上游弋，长期一无所获。大批的运输商船队，在各种强有力的军舰的护航下，悠然而过，潜艇对此无可奈何。

    就这样，邓尼茨带着这种思索被押进了英国的战俘营。在战俘营中，邓尼茨苦苦思索报仇雪恨的方案。他想到潜艇战要取胜，关键在于必须集中多条潜艇协同作战。这也就是邓尼茨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盟军造成很大麻烦的，“狼群战术”的基础。

    1919年7月，邓尼茨重返家园。当时，在新的帝国海军的基尔海军基地司令部里，有人问邓尼茨是否想洗手不干了。他反驳说：“我们不久就会有潜艇，您信不信?”

    战俘生活结束后，邓尼茨再度到海军服役。但是根据凡尔赛和约有关条款的规定，德国不得拥有潜艇部队，因此，邓尼茨只得屈身于小小的鱼雷艇，当了几年不起眼的小军官，但他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后来，他受到上级的青睐，被调到海军指挥机关做了高级参谋。直到1934年9月，他调离大机关，被派到了“埃姆登”号巡洋舰，接任舰长职务，这时的他心里感到一丝的安慰。

    这时，希特勒已经上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使邓尼茨如醉如痴。成了纳粹主义的忠实信徒。希特勒上台后，一面疯狂镇压进步党派，一面又扩军备战，加紧战争步伐。纳粹宣传也开始充斥大街小巷。但当时邓尼茨并未公开加入纳粹党，因为当时的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严禁一切海军人员参加政治活动，直到1943年元月，邓尼茨接替雷德尔出任海军总司令后，他才解除了雷德尔的这一禁令，成了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这与他个人成长过程不无关系，邓尼茨曾这样回忆过自己的成长过程：童年时代我就知道，我的父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了“威廉老国王”(威廉一世皇帝)宁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在我的家庭里个人主义占不了上风，而是普鲁士的集体主义占统治地位。我当了兵成为军官后，不言而喻受到了这种精神的熏陶和感染。这样，在我离家时我就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履行我的职责是头等大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邓尼茨从1912年开始乘坐“布雷斯劳”号巡洋舰在国外航行。这段时间对他的影响特别大。它激发了邓尼茨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他看到了德国美好的前景。

    当然，和每一个热爱祖国的德国人一样，1918年的失败给了邓尼茨一次沉重的打击。

    从1930年到1934年邓尼茨在北海海军基地任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这几年是中立党派很不景气的年代。在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第二大党。**为第三大党。在1932年7月和11月的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选票名列前茅，成为第一大党。**仍居第三位，但得到了国会的支持。

    在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集会上，希特勒要求结束阶级斗争，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摆脱对外国的依赖，联合一切力量以消灭失业，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生活在外交政策上毫无自由、经济萧条、内政分裂的德国的每一个爱国公民都会拥护这些要求的。希特勒提出的这些目标与军人的本质以及平时在履行这些方面的职责和义务方面对军人所进行的教育是一致的，因此，在邓尼茨看来，希特勒的道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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